一座城市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
答案通常是招商引资发展产业、建设高校、提供人才补贴、放宽落户门槛。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也把人才留在当地。
但决定当地人才能否持续增长的，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樊静霆与德国哥廷根大学李蕾教授的合作论文《技能偏向型进口、技能获取与人口迁移》（Skill-biased Imports, Skill Acquisition, and Migration）发表于国际经济学领域顶尖期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2000—2010年期间，一个城市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资本品进口）人均金额每增加100美元，当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比平均提高约0.16个百分点。
当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入企业后，会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进而改变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回报。面对新的回报，更多年轻人可能选择接受大学教育，高技能劳动者也可能流向技术和人才需求增长更快的地区。
换句话说，产业能否转化为一座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不只取决于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也取决于当地的技术升级能否持续创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研究速读
01先进设备会提高当地高技能人才占比。
2000—2010年，一个城市人均资本品进口每增加100美元，当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比平均提高约0.16个百分点。资本品进口增长可以解释不同城市高技能人口占比增幅差异的约13%。
02人才增加来自教育和迁移两条路径。
先进设备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回报，促使更多年轻人选择接受大学教育，高技能劳动者也会流向技术和人才需求增长更快的地区。从城市层面的数据看，人口迁移的影响总体更大。
03技术升级在吸引人才的同时，加速了人才的集中。
能不能把技术投资转化为长期的人才积累，要看当地能否持续提供有吸引力的岗位和回报。
研究的模型估算显示，进口设备带来的人才增长高度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沿海地区高技能人口占比提高约15.6%，内陆地区约为2.6%。
04技术进步会扩大工资差距，但人才的主动反应会缓冲这种冲击。
资本品进口使全国平均技能溢价提高约4.95%，如果劳动者既不提升教育水平，也不迁移，增幅将高达到约10.75%。
技术进步最终将带来更大的机会，还是更深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回应，以及不同地区能否为这种回应提供条件。
01
一个城市进口更多先进设备，
高技能人才占比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是观察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大学教育的工资回报也明显上升。
这些现象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
一个城市进口更多设备、拥有更多大学毕业生，可能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更发达，也可能受到产业结构、教育资源或地方政策等因素影响。
究竟是先进设备带来了人才，还是发达城市本来就更容易购买设备、吸引人才？
他们将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口数据与海关、企业和家庭数据放在一起，追踪不同城市十年间的变化，同时考虑当地产业、教育资源、家庭收入和政府投入等因素，尽可能把“城市原本更发达”的影响区分出来。
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一个城市人均进口资本品每增加100美元，当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比平均提高约0.16个百分点。不同城市的人才增长有快有慢，其中约13%的差异，可以用资本品进口增长来解释。
企业层面的数据也呈现出相同方向：
使用进口设备更多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高技能员工，支付的工资也更高。先进设备需要更专业的人来操作、维护和组织生产，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
当高技能人才变得更抢手，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优势就会上升。年轻人会发现，继续学习更值得；已经拥有专业技能的人，也会更愿意前往工作机会集中的城市。
研究者还检查了另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先进设备提高了城市收入，让政府和家庭有更多钱投入教育，所以当地大学生才变多？
这一因素确实可能推动全国高等教育扩张，但在考虑家庭收入、地方财政和教育资源后，先进设备与当地人才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
综合这些证据，论文认为，更符合数据的解释是：先进设备创造了对技能的真实需求，而更高的回报改变了人们的选择。
02
人才从哪里来？
当一座城市需要更多高技能人才，它的人才可能从两个方向来。
● 一是当地年轻人看到新的工作机会，选择进一步接受教育；
● 二是已经具备专业技能的人，从其他地区迁入。
论文发现，两种变化都真实存在。
年轻人的反应尤其明显，因为他们既可以决定是否继续上大学，也更容易选择去哪里工作。
年龄较大的劳动者通常已经完成教育，主要通过迁移回应新的机会。
从城市层面的数据看，人口迁移的影响总体更大。但这里不能机械地理解成教育和迁移各自贡献了一个固定比例。
人才从一座城市迁入，就意味着从另一座城市流出；而一个年轻人如果预期未来可以去大城市工作，也可能提前选择上大学。
教育和迁移本来就会相互影响。
为了把城市之间的这种联系一起计算，研究者进一步建立模型，估算资本品进口对全国人才数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中国资本品进口增长，可能使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增加约310万至730万人，占同期这部分人口增量的4.4%至10.4%。
论文同时也指出，先进设备不是大学生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高等教育扩招、国内生产率提高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因素，可能在大学生数量增长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但先进设备的的进口确实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推动了其中一部分增长。
03
技术升级会吸引人才，
也会让人才更集中
新增的人才并没有平均分布在各地。
模型估算显示，资本品进口增长使沿海地区高技能人口占比提高约15.6%，内陆地区约为2.6%。沿海新增的高技能人才中，约59%来自当地年轻人接受教育后的留存，约32%来自内陆年轻人的迁入。
这揭示了技术升级的另一面。先进设备能够创造高技能岗位、吸引人才，却也可能让人才进一步向技术和机会已经集中的地区流动。
对一座城市来说，引进产业、项目和设备，并不等于自动获得人才。能不能把技术投资变成长期的人才积累，还要看当地是否能持续提供有吸引力的岗位和回报。
对人才流出地区来说，建大学、培养人才也不等于能够留下人才。如果本地企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升级和高技能岗位，培养出来的人仍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因此，技术升级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人才总量，却也可能拉大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差距。
04
技术会扩大工资差距
人的选择却会提供缓冲
先进设备更需要专业人才，最直接的结果是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更快。论文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称为“技能溢价”。
模型估算显示，资本品进口使全国平均技能溢价上升约4.95%。如果人们既不通过教育提升技能，也不迁往新的城市，这一增幅可能达到约10.75%，是前者的两倍多。
为什么现实中的增幅小得多？因为工资回报发生变化后，人不会安于现状。
更多人接受大学教育，高技能人才供给增加，会缓和工资差距的上升。
人口迁移的作用则取决于方向：
高技能人才流入技术升级更快的地区，可以缓解当地的人才紧缺和工资上涨。但人才流出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也会相应变少，当地的工资差距反而可能扩大。
05
技术对社会的长期影响，
取决于人们是否有能力作出回应
这项研究改变了观察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角度。
以往评估一项新技术时，研究者往往会关注它将替代多少岗位、创造多少岗位，以及哪些人的工资会上升或下降。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它们默认了一个相对静态的劳动力市场，预设在技术发生变化以后，人的技能和位置保持不变。
而论文表明，技术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同样取决于人如何作出回应。
现实是教育让人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迁移让人能够改变自己所在的劳动力市场。
两者共同决定了技术红利如何分配，也决定了地区差距如何演变。
这为理解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引进先进产业可以提高技能需求，但需求能否转化为更广泛的人力资本积累，取决于人们能否获得与之匹配的教育机会。
►促进人才流动可以让人才与岗位更有效地匹配，却也可能使人才进一步向少数地区集中。
►增加教育供给能够缓和技术带来的工资差距，但如果缺少相应的产业机会，培养出的人才未必留在当地。
这些政策之间并非彼此独立。技术投资改变技能回报，技能回报改变教育和迁移，教育与迁移又反过来影响工资和区域发展。
忽略其中任何一环，都可能误判技术升级的真实影响。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2000—2010年中国进口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历史经验，不能简单推导成今天人工智能也将产生类似的规模或结果。
但它依旧提供了一个极具现实价值的分析框架：
面对新一轮技术变化，我们不应只研究哪些产业、哪些工作会被改变，也需要研究人们能否通过学习和流动回应变化，以及不同地区是否拥有同样的回应能力。
技术进步最终带来更大的机会，还是更深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回应，以及不同地区为这种回应提供了怎样的条件。
樊静霆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樊静霆教授简介
樊静霆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加入长江前，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并获终身教职。他2017年于美国马里兰大学(UMD)获得经济学博士，此前于清华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与数学学士学位。
樊静霆教授的研究关注企业出海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生产布局，地缘政治与不确定性下的贸易与技术路径竞争、人才流动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等课题。 他的论文发表于《经济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学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和《国际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经济学顶尖期刊，并获中国国际宏观经济学会最佳论文等奖项。曾应邀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及美联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学术与政策机构作专题报告及学术讨论。
他目前担任世界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副主编、欧洲经济评论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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