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审讯室，顾衍棠把一封揉皱的信摊在桌上，面对印刷厂工人周敬明，只问了一句：“既然为了赎金，为什么信上的时间，晚于沈啸安的死亡时间？”
周敬明低着头，没有回答。
这是一宗以上海滩绑架案为背景的虚构案件。案发之初，所有线索都在引导警方相信：棉纱大亨沈啸安遭人绑架，因家属尚未交出赎金便被撕票。可顾衍棠盯住的，偏偏不是尸体上的勒痕，而是那封看似寻常的勒索信。
案发地点在江湾体育场东侧。4月12日清晨，汽车司机发现沈啸安的尸体时，死者仍穿着西装，颈部留有明显勒痕，双手有捆绑痕迹。法医判断，沈啸安大约于前一夜23时死亡，死前曾被乙醚迷晕。
现场并不符合惯常的绑票逻辑。
江湾一带当时正在建设，主干道附近虽有空地，却距离淞沪路不远。真正以绑票为生的团伙，通常会把尸体丢进江河、荒地或远郊，尽量避开人流。把尸体放在距离道路仅几十米的草丛里，更像是凶手临时改变计划，仓促弃尸。
顾衍棠还在死者衣服上发现了黑色污渍。那不是普通泥土，而是煤屑与桐油混合形成的痕迹。沈啸安失踪时驾驶一辆新福特车，车身和车厢本不该沾上这种东西。
“车在哪里，尸体就在哪里被处理过。”顾衍棠当即命人查找车辆，并排查沈啸安近期的生意纠纷。
沈家书房里的那封信，很快成为案件核心。信中要求家属准备五十根十两重的标金，用黑色帆布包裹，放在北外滩扬子江码头三号仓库门口，4月12日中午前不得报警。信末没有署名，只有一个船锚图案。
表面看，这封信很像旧上海常见的绑票信。纸张粗糙，字迹潦草，措辞也带着威胁意味。可顾衍棠拿起信纸后，很快发现纸边有异常。
纸张的斜角切口十分整齐，角度接近45度，不像剪刀裁出的痕迹，更像印刷厂裁切机留下的效果。信中使用的墨也不普通。经辨认，那是价格较高的松烟墨，普通绑匪很少专门购买，更不会把它用在一封匆忙写成的勒索信上。
真正不合常理的，是赎金要求。
上海金业交易中，标金通常带有金号、编号和成色标记。若绑匪真想拿到赎金，必然会考虑销赃难度，不会只笼统要求“五十根十两标金”，却对金号、成色和交付方式毫不在意。顾衍棠判断，这封信的目的或许不是取钱，而是制造绑架假象。
指纹室随后在信纸背面提取到一枚模糊指纹。信纸上还残留着少量印刷油墨。线索由此指向印刷行业，而不是街头帮派。
失踪的福特车在北外滩一处废弃仓库被找到。车门没有上锁，座椅上的煤屑和桐油污渍与死者衣物相同，方向盘上提取出的指纹，也与勒索信上的指纹吻合。
后备厢里还有一块破损帆布。
帆布经过鉴定，属于杨树浦水厂使用的防水材料，质地坚韧，普通商铺很难买到。顾衍棠把上海地图铺开，印刷厂、杨树浦水厂和北外滩码头，恰好构成一条便于转移和藏匿的路线。华界与租界交界地带管辖复杂，凶手显然熟悉这里的交通条件。
排查闸北印刷厂时，华丰印刷厂引起了注意。该厂一台裁切机近期发生故障，维修记录写着“厚纸裁切过多，刀刃倾斜”，倾斜角度正是45度。老板周敬尧，曾是沈啸安的生意伙伴，两年前因股权纠纷退出公司，随后经营印刷厂，生意一直不佳。
周敬尧的堂弟周敬明负责操作那台机器。
更巧的是，周敬明的指纹与信纸、汽车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相同。只是他早已准备好不在场证明。案发当晚，他声称一直在印刷厂加班，三名工人可以作证，考勤记录也显示他没有离开。
顾衍棠没有立即抓人，而是亲自查看印刷厂后院。那里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门外连接铁路支线，乘车前往江湾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仓库地面还残留着煤屑，成分与北外滩煤场的煤屑相同，并非印刷机润滑油。
另一边，杨树浦水厂的领用记录也出现了缺口。三个月前失窃的防水帆布，最后由工程师张浩领取。张浩的妻子，正是周敬尧的妹妹。面对盘问，他承认曾交给周敬明三块帆布，但周敬明却否认向他索取过。
供词出现裂缝，亲属关系也浮出水面。
顾衍棠重新查沈啸安公司的旧账，发现周敬尧退出合伙时，曾以应收账款名义取走五十万银元。那些账目后来被发现存在伪造嫌疑，而沈啸安近期正准备整理材料，向法院追讨这笔款项。
这才解释了案件最反常的一点：沈啸安为什么在赎金交付前就被杀死。
所谓勒索信，很可能是凶手事后伪造的道具。真正的目的，是除掉知情人，再把命案包装成绑架撕票。那封信上的交付时间故意安排在死者死亡之后，正是因为凶手从未打算等赎金。
审讯周敬明时，顾衍棠没有反复追问案发经过，只把证据一件件摆出来：“普通绑匪不会用印刷厂裁切纸，也不会留下你的指纹。你们想装成绑匪，偏偏把自己的行当写进了信里。”
周敬明沉默很久，终于承认周敬尧才是策划者。4月11日晚，周敬尧以商谈旧账为由约出沈啸安，先将其迷晕，再由周敬明协助勒死。张浩提供帆布并熟悉码头路线，尸体被抛到江湾，汽车则藏进北外滩仓库。
警方随后在华丰印刷厂查获尚未转移的标金，并逮捕周敬尧、张浩。伪造勒索信的纸张、昂贵墨料、特殊帆布、汽车指纹和虚假账目，终于在同一桩命案中彼此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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