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辉煌是因为古代王权被异族灭亡，异族入侵未必是坏事｜文史宴|世纪|古代王权|古希腊|异族入侵|德尔斐|文史宴|时代|迈锡尼|阿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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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经济的解体

公元前13世纪末，爱琴海世界原先熟悉的秩序开始松动，皮洛斯的宫殿毁于火灾，迈锡尼、梯林斯等中心经历了破坏和反复重建，克里特、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大陆各地又有各自不同的节奏。到公元前12世纪，曾经连接王宫、土地、仓库、贡赋、军队和手工业生产的那套制度，已经难以维持。

消失得最快的是宫殿国家的组织能力，迈锡尼时代的大型政治中心可以调集很远地方的农业剩余，管理成群牲畜，集中生产青铜器、纺织品和武器，还能让书写系统参与经济管理。线形文字B随着这种行政体系退出日常生活，此后几个世纪，几乎再也看不到类似规模的官僚文书。

到这里旧时代基本结束了，关于这场剧变很难找到单独的因果线。东地中海从公元前13世纪后期进入持续动荡，宫殿之间的贸易网络受到打击，一些中心遭到军事破坏，人口出现移动，地区内部的政治冲突也在加深，环境压力和粮食供应可能使已经紧张的体系更加脆弱。每项因素单独拿出来都解释不了从希腊、安纳托利亚到黎凡特发生的全部变化，时间也对不上，某地已经毁灭的时候另一处宫殿可能还在运转数十年。

图：皮洛斯宫殿线形文字B泥板

于是才显得奇怪，文明的某些复杂形式迅速消失，生活本身却没有停。小型聚落继续存在，原先属于远距离宫殿体系的生产活动缩小了规模，交换关系转向更近的地区。青铜依赖遥远原料，铁器后来逐渐普及，也给地方社会提供了另一种条件。漫长几代人过去以后，希腊世界变得更碎，更地方化，后来古典时代熟悉的许多制度其实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长出来。

此后希腊政治发展的起点是权力重新组合。

地方社会重新结成

公元前11世纪以后，很多地区已经很难看见青铜时代那种统辖大片领土的中心，地方共同体的规模缩小，聚落的位置变化频繁，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社会结构也因此逐渐换了个样子。

这一时期留下的房屋很少，墓葬反倒保存得更多，墓地的位置、随葬品的差异、武器和贵重器物的分布，让早期铁器时代的权力关系露出一点轮廓。精英们控制的资源，但人口和空间范围已经缩小，权力越来越依靠家庭关系、地方声望、军事能力和宗教活动来维系。

慢慢形成的是另一类共同体，阿提卡在这个过程中颇为特殊。雅典自青铜时代晚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人口活动表现出较明显的连续性，阿克罗波利斯附近一直保持着聚落核心的地位，周围墓地数量在铁器时代逐渐增加；进入几何时代以后，城市人口和社会复杂程度继续上升。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政治机构并没有以原来的形式保存下来，人的连续存在却很清楚，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已经成长为地区规模可观的中心之一。

图：雅典狄庇隆大型墓葬双耳瓶

这样的连续性给阿提卡带来了很实际的优势：时间。别的地区正在重建聚落的时候，雅典已经有稳定的人口核心，周围农业区、道路和小型地方中心随后逐渐被纳入更密切的联系。这个过程拖得很长，至少跨过数代甚至更多世代，所以很难给它安排确切的日期。

后来所谓阿提卡统一，现实中大概就这样完成了一部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加深，宗教活动逐渐形成共同范围，地方贵族进入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到古风时代，阿提卡已经具有相当明显的区域统一性，与此同时，雅典本身仍然处于漫长变化中，王权色彩逐渐淡去，贵族集团控制政治的痕迹越来越清楚。

希腊许多地区都经历着类似变化，只是结果不同。优卑亚很早进入远距离贸易网络，科林斯依靠科林斯地峡的位置迅速发展，阿尔戈斯拥有自己的区域优势，诸岛与小亚细亚沿岸则天然面向海路。希腊没有重新拼出迈锡尼式的大王国，公元前8世纪时，越来越多地方已经能够作为独立政治共同体行动。

后来人称它们为城邦。城邦形成的时候，大一点的城市周围有广阔乡村，小共同体可能只有一处聚落和附近土地。权力被贵族家族长期掌握，也可能在激烈竞争中重新分配，共同祭祀、军事防卫、土地归属和政治成员资格，渐渐把地方的人拴在同一共同体里。

迁徙与爱奥尼亚世界

青铜时代末期的动荡使爱琴海的人口流动明显增加，爱琴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沿岸之间原本就有航海联系，公元前12至10世纪，这些路线承担了更多人口移动。陶器类型、墓葬习惯以及定居遗迹显示，东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岸在此时经历了复杂的人群重新组合，某些来自爱琴海西侧的传统出现在东岸，安纳托利亚当地习惯又继续存在很久。

图：古代爱奥尼亚地图

以弗所、米利都以及其他西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处于爱琴海与安纳托利亚交会的位置。宫殿世界崩溃以后，部分旧有聚落缩小，部分迁移，另一些地方继续有人居住，来自海岛和大陆的人口逐渐加入其中。通婚、贸易以及地方共同祭祀经过若干代累积，新的城市共同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轮廓。

因此后来被称作爱奥尼亚世界的地区，形成时间很长。公元前10世纪至8世纪之间，小亚细亚西岸已经出现一批共享某些方言、宗教传统和文化联系的城市，它们彼此之间仍保持强烈的地方性。米利都关心米利都自己的土地和港口，以弗所有自身的圣所和政治传统，萨摩斯、希俄斯这些岛屿更有独立利益。所谓“爱奥尼亚人”的共同身份，最初只覆盖了一部分。

等到古风时代，诸城之间共同的宗教关系、方言相近性和祖先传统开始被整理起来。不同城市形成各自的建城故事，那些故事往往会给迁徙安排明确起点，给城市安排祖先，又给复杂人口来源加上容易记住的谱系。

图：东希腊“野山羊风格”陶器

这时候距离青铜时代崩溃已经过去几百年，真实经历早就散进家庭记忆、地方祭祀和传说里，后世留下来的“迁徙史”，因此带着很强的秩序感，历史本身要凌乱许多。爱琴海东岸的考古材料保存的是连续居住、人口进入和文化混合的痕迹，相当的缓慢。

也正是在这里，希腊世界出现了以后反复发生的现象：共同身份常常在接触越来越密集之后才显得清楚。

从地方共同体到“希腊人”

公元前9世纪时，生活在伯罗奔尼撒的人首先会属于某地方共同体，岛上的居民也有自己的政治边界，跨越整个爱琴海的“希腊人”身份，这时还没有后来那么稳定。

真正深厚的归属感通常离生活更近，村镇、家族、城邦、地区和祭祀共同体占据日常世界。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伊奥利亚人和亚该亚人这些名称逐渐获得意义，牵涉方言、祖先传说和地区关系，也会随着政治环境变化。进入古风时期，这些族群名称在诗歌、宗教活动和政治交往中已经更加清晰。

图：希腊主要泛希腊圣所地图

这几百年里发生了件更大的事，海上联系恢复，而且比从前扩展得更远。优卑亚商人出现在意大利和黎凡特，爱琴海陶器进入东方港口，腓尼基人的航路也深入希腊世界。字母文字正是在跨文化环境中进入希腊社会，书写重新成为希腊人的工具，使用方式已经完全改变：它服务于献辞、墓志、所有权标记和诗歌记录，宫殿行政文书那种世界已经遥远。

史诗也在此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保存着青铜时代的遥远记忆，同时充满早期铁器时代与几何时代的社会经验。各地听众可在其中认出熟悉的神、英雄和地名，原本属于不同地方的传说，在共同诗歌传统中发生联系。

图：狄庇隆陶壶铭文

更有意思的是共享宗教世界，奥林匹亚逐步从地区性圣所发展为多个希腊共同体都会前往的祭祀和竞技中心，德尔斐的影响也持续扩大。参加祭典的人带着自己的城邦身份到来。在圣地献祭、竞赛、询问神谕，又接触其他地方的希腊人。祭坛旁边并不会因此消除政治冲突，城邦竞争反倒在那里很强，可正因为彼此竞争，它们必须先承认对方属于同一可以共同参加仪式和竞赛的范围。

共同身份就是这样一点点清楚起来，最初的纽带很松，方言各异，历法不同，政治制度也差得很远。神祇名称、英雄故事、祭祀规则、诗歌语言以及贵族交往却不断跨越城邦边界。古风时代晚期，“希腊”已经越来越能够指向一种超出单一城邦的共同关系。

大殖民运动

古风时代开始，希腊人的海外活动明显加速，航船驶过爱奥尼亚海，进入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另一批沿着爱琴海北部前进，穿越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后进入黑海。福西亚人的航路继续向西，抵达高卢南岸和伊比利亚，埃及与黎凡特方向也存在希腊商人和定居者活动。

这些行动并没有总指挥，早期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是优卑亚，到稍晚时期，科林斯、墨伽拉、米利都、福西亚和其他城市各自展开海外定居。母城通常会参与组织一次远航，选择领袖，举行宗教仪式，确定目的地。抵达新土地以后，新建共同体逐渐拥有自己的土地制度、祭祀和政治生活。

图：公元前8—6世纪希腊殖民地图

当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能否活下来。为什么出海？答案随地点变化，土地确实重要，希腊许多地区耕地有限，继承制度又会不断改变家庭土地规模。内部政治冲突同样可能把失败的一派推向海外。贸易机会给另一些人提供动力，金属、粮食、木材、奴隶和奢侈品都进入越来越广阔的交换网络。地理位置也会产生很直接的吸引力：海峡、良港、河口以及能够进入内陆贸易的节点，常很早受到关注。

很多航行大概还带着偶然成分，先到达的是商人，后来可能形成常住据点。一场政治冲突也会让远航突然提前，已有贸易关系的地方更容易吸引新的移民。等到一个聚落稳定下来，消息传回爱琴海，又可能带来第二批人。

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很快出现一批希腊城市，这些定居者面对的是已经存在很久的本地社会。土地取得有时通过协商，有时明显伴随暴力，还有些地区经历长期共处。希腊人的陶器和建筑进入当地，本土食品、资源、宗教习惯以及社会关系也进入新城的生活，殖民城市因此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处在跨文化环境之中。

图：皮特库萨伊“涅斯托耳杯”

黑海方向的节奏略晚，米利都在其中尤活跃，公元前7世纪以后，南岸、北岸和河口地带逐渐出现希腊聚落。锡诺普拥有优良港湾，可连接安纳托利亚内陆与黑海航路，更远的北岸聚落又与草原地区贸易发生联系。粮食后来会成为黑海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木材、鱼类、金属和其他资源也进入交换。

到公元前6世纪，地图已经完全变了。从伊比利亚和高卢南部，到意大利、西西里、北非，再绕过爱琴海进入黑海，一长串讲希腊语的城市散布在海岸，它们彼此政治独立，甚至时常交战。

然后，离得越远共同性越需要被说明。

共同的世界

海外定居使希腊人的空间经验发生很大变化，以前只在爱琴海范围内有意义的航路，现在连接上西地中海和黑海。母城与新城之间保留宗教和谱系联系，新建城市又会继续建立下一批聚落，某些港口因为位置重要逐渐成为多个航线相交的节点。

信息开始流动得很快，至少按照古代世界的标准是这样，航海者携带商品，也传递城市制度、神祇崇拜方式、陶器风格、故事和政治消息。德尔斐神谕与部分建城活动产生密切联系，殖民共同体通过共同祭祀维持对母城的记忆，奥林匹亚这样的圣地也吸引海外希腊城市参与献祭和竞技。

图：德尔斐阿波罗圣所平面

有意思的是政治统一始终没有发生，科林斯不会因为西西里存在科林斯殖民城便支配整个西方希腊世界。米利都建立众多海外聚落，依旧无法把黑海变成米利都帝国。福西亚人的航路延伸得很远，马萨利亚后来却发展出自身利益和城市传统。

网络因此保持分散状态，可分散并没有阻止文化趋同。从公元前8世纪走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相似的城市制度、公共祭祀方式和艺术表达。建筑形式在传播，字母文字使用扩大，史诗语言获得广泛权威，神庙成为城市公共生活中越来越醒目的建筑。希腊世界的地方差异依旧很大，彼此能够理解的文化规则也明显增多。

海外环境还增加了另一层压力，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人只关心自己的城市，但他们发现埃及、意大利或黑海沿岸后，情况变化了。他会接触使用完全不同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人，原先不太需要解释的习惯，现在获得了新的边界感。

“我们”是谁，问题就是在这种时候越来越具体，希腊身份因而在航海时代被不断使用，也不断调整。

泛地中海的影响

古风时代海外扩张经常容易给人方向感：文化从爱琴海出发，然后传到远方。

实际的流动是双向的，希腊人在东方接触到成熟的金属加工传统、奢侈品风格和图像体系。近东艺术影响进入公元前8至7世纪的希腊，改变陶器装饰和雕塑表达，字母书写本身也建立在腓尼基文字体系的基础上。航海知识、计量方法以及商品交换习惯，通过地中海不断往返。

图：公元前7世纪青铜格里芬兽首

西方同样如此，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新城市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物质文化，又把影响送回爱琴海。殖民地并不长期停留在母城附属位置，一两代以后，出生在那里的人已经把海外土地视为家乡，当地神祇、地形和既有社会也会进入城市记忆。

所以到古典时代前期，所谓希腊世界已经很难只用希腊本土的地理范围理解，它分布在海边，这一变化产生了很深的思想后果。

米利都位于希腊、安纳托利亚和更广阔东方世界的交界位置，这里长期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古风晚期出现自然哲学传统并非孤立事件。以弗所、萨摩斯以及其他东爱琴海城市也处在高度连接的环境中，新的知识可以随着商路抵达，同一问题又可能受到几种文化经验刺激。

图：奥林匹亚的青铜锅

希腊文化最活跃的地方恰恰远离希腊中心，政治观念也随海外建城重新实验。建立新城市总得处理土地，谁得到多少，成员资格如何确定，祭祀中心设在哪里，公共空间怎样分配，这些事情必须决定。旧家族的威望未必能完整复制到新环境，很多殖民城因此成为制度调整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事情发展到这里，海外定居已经影响到了“希腊人”这个身份本身。来自爱奥尼亚、伯罗奔尼撒和优卑亚的人各有地方归属，进入更宽广的地中海以后，共同的神话、语言与祭祀逐渐获得额外分量，地方身份没有消失，泛希腊身份叠在上面。

后来古典希腊那种强烈的双重状态已经出现，城邦之间争得很凶，同时又十分清楚彼此属于同一更大的文化世界。

当记忆追上历史

距离青铜时代宫殿崩溃已有六百年左右的古典时代前期，这时的希腊人回头看过去，看到的是英雄时代。

城市需要解释自身起源，家族需要祖先，宗教仪式也需要足够古老的来历。于是大量地方传说逐渐进入有体系的谱系，某位英雄建立城市，某支王族远渡爱琴海，某个共同体来自同一位祖先，这类故事在古风与古典时代越来越完整。

图：黑陶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忒修斯故事在古风时代视觉文化中的流行，本身就很适合作为“城市重新讲述过去”的视觉表现）

时间就像被压缩，长达几个世纪的人口移动在故事里变成一次出征，很多来源不同的人能够共享一位祖先，城市之间复杂的政治联系也能用亲属关系重新安排。

历史记忆需要的是秩序，东爱琴海的真实形成过程包含青铜时代遗留居民、新迁入人口、岛屿联系以及安纳托利亚环境，后来讲述城市起源时，这些因素被重新编入更清晰的共同谱系，爱奥尼亚身份因此获得远比早期实际状况整齐的过去。

图：弗朗索瓦陶瓶（器身安排了特洛伊战争、英雄婚礼、忒修斯、狩猎、诸神等大量神话人物，而且许多人物旁边还写有名字）

希腊整体也经历同样过程，荷马史诗提供一套共同英雄世界，德尔斐、奥林匹亚提供共同宗教空间，海外城市不断增加共同神祇和共同祖先故事传播的范围。不同地方仍然保留自己的版本，所以希腊神话总会出现矛盾，一名英雄可以在数地拥有出生传说，某座城市也可能拥有两套起源故事。

希腊世界的重新出现

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走到公元前600年，爱琴海经历了极长的社会重组。最初几十年很艰难，宫殿政治破裂，远距离经济网络萎缩，书写退出使用，部分地区人口明显下降。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以后，地区之间慢慢恢复联系，聚落重新增长，地方精英形成新的权力结构。阿提卡、优卑亚、科林斯、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各自找到不同的发展道路。

随后海上交通加速了一切，东爱琴海长期的人口移动促成新的城市和族群关系。公元前8世纪以后，更大规模的海外定居把希腊人的活动范围推向整个地中海和黑海，城邦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成熟，文字重新出现，圣所扩大，史诗传统跨越地方边界。共同身份就在这一连串变化中变得可见，“希腊人”已经成为有意义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