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驻地，王宏坤接到组建第十纵队并率部南下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而是一支刚刚拼合起来的新队伍。有人担心地问：“部队还没磨合好，真要马上南下吗？”王宏坤回答：“任务紧，不能等部队样样齐备了再出发。”
这句话背后，有很现实的压力。晋冀鲁豫军区当时正在调整力量，先后组建了多个野战军纵队。第十纵队主要由冀南军区部队升格而来，后来又编入高树勋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兵力约六千人。两种来源不同的力量合在一起，作战经历、生活习惯和思想状况都不完全相同。
王宏坤本是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资历很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负责军区或后方工作。让一位大战区副职去带新组建纵队，看上去像是“降职”，实际上却是把最关键的担子交给了最稳妥的人。
薄一波等人并不愿意他轻易离开。后方建设、干部调配、粮秣运输，都需要熟悉情况的领导负责。可第十纵队缺少合适的主将，南下又关系到整个战略部署，王宏坤对冀南部队较熟，也了解大别山方向的情况，于是主动承担下来。
真正困难的，不只是选谁带队。
第十纵队南下，不能简单从冀南一路直插河南。河南不少地区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之下，封锁线、据点和机动部队随时可能拦截。纵队还要护送干部、民工，并把粮食、弹药等物资送往前线。队伍既要行军，又要作战，还要承担掩护任务。
按照部署，两个旅负责机动作战，另一个旅掩护地方干部和民工。沿途还要依靠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以及华东野战军部分主力进行策应。那一时期，华野部队在鲁西南方向展开行动，目的之一就是牵制敌军，为南下部队打开通道。
有意思的是，最考验部队的时刻，常常不是正面冲锋，而是穿越封锁线。冀鲁豫解放区与豫皖苏解放区之间仍有敌情，第十纵队必须尽快通过。为避免白天暴露，部队连续夜行，行军距离一度达到九十里。
几万人在夜间行军，远比地图上的数字沉重。道路不熟，通信困难，伤员和民工不能掉队，稍有混乱就可能引起敌军注意。新部队能否保持队形，能否在疲劳中服从命令，考验的是组织能力，也是指挥员的耐心。
更棘手的问题，是粮食。
出发时部队虽然携带了一定口粮，但这点储备经不起长途跋涉。越往南走，距离后方越远，沿途又不是完整的解放区，原有的供给体系无法照搬。部队总不能只靠缴获，更不能把负担全部压到普通百姓身上。
王宏坤等人采取了三种办法：打土豪、借粮和购买。
打土豪并不新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曾通过没收反动地主和恶霸的财产解决军需。不过，第十纵队此时是长途机动作战，经过的地方复杂，政策必须拿捏分寸。对确有罪行、压迫群众严重的土豪，可以依法处置；对一般富裕人家，则不能不加区别地搜刮。
“打土豪，不能打得一干二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给行动设限，实质上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也为了部队后续行动。部队只是过境，不是长期驻扎。如果把地主、富农的粮食和财物全部拿走，他们为了活下去，很可能转而向普通农民索取，最后受苦的还是百姓。
借粮，主要面向富农等有余粮的家庭。借不是抢，部队要留下凭据，条件允许时再归还。购买则更加直接，部队出发前携带了银元等款项，沿途遇到能够交易的地方，便用钱采购粮食和物资。
三种方式并非机械使用，而是根据当地情况灵活调整。能买就买，能借就借，确需没收时也要掌握范围。对一支远离后方的部队而言，这不只是筹粮办法，更是群众纪律和军队形象的问题。
敌军很快注意到第十纵队携带着大批物资。封锁线上甚至出现了“打垮第十纵队过新年，有洋钱”的叫嚣。敌人盯上的不仅是部队本身，还有纵队运送的银元、黄金和军需品。突围因此更加危险。
在第十二纵队等力量策应下，第十纵队最终突破封锁，进入豫南，向桐柏地区推进，并与刘邓大军会合。完成南下任务后，这支新部队又投入开辟新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支援主力作战的工作。
一支临时组建的纵队，能在复杂敌情中保持行动能力，靠的不只是枪和人。路线要周密，队伍要能管，粮食要有着落，纪律更不能松。那句“不能打得太干净”，正是战争环境下对军队与群众关系的一种清醒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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