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18岁的红军干部段苏权被担架抬进了土家族裁缝李木富家中。脚踝中弹，伤口发炎，部队又被敌军紧追不舍，他能不能活下来，谁也没有把握。
那时，红二、六军团正准备由贵州方向转进湘西。段苏权所在部队担负掩护任务，在梅江场一带与敌军交火。他和通信人员走在队伍前方，冲进街道时，一颗子弹击中脚踝，整条腿顿时失去支撑。
战士们把他抢救到后方。几天之内，敌情越来越紧，担架不能长时间跟随主力转移，段苏权的伤势也在恶化。部队领导最担心的，并不是多带一个伤员，而是带着他行动，很可能拖累整支队伍。
留下，意味着把生死交给陌生乡亲；带走，则可能让所有人陷入危险。段苏权明白部队的难处，主动说：“把我留在这里，你们先走，不要因为我耽误行动。”
李木富是当地裁缝，家境并不富裕，却没有推辞。他知道收留红军绝非普通的救济，国民党军队一旦搜查，自己一家也会被牵连。可看见伤员躺在担架上，他还是答应下来。
为了避免段苏权被发现，李木富没有把他安置在显眼的家中，而是连夜将担架拖到山上一处月牙形岩洞。妻子随后送来被褥和饭菜，借着夜色照料伤员。
“这里没人知道，你安心养伤。”夫妻俩这样安慰他。
那段日子，李木富白天做裁缝，夜里才上山查看。段苏权脚踝化脓，不能公开请郎中，李木富便悄悄到药店买药，再一点点替他处理伤口。药效如何没有保障，能不能退烧也说不准，照料全凭经验和胆量。
半个月后，段苏权的伤势有所好转，但仍然无法正常行走。李木富便动手做了一副高脚马，让他借助器具练习发力，又削了两根拐杖。这个土办法谈不上精巧，却让段苏权重新看到了离开山洞的可能。
伤还没有完全恢复，段苏权便决定上路。他要回湖南茶陵寻找党组织，继续参加革命。临行前，他换上破旧衣物，装扮成乞丐，从山间离开。对李木富夫妇来说，这个年轻伤员只是暂住家中的红军；对段苏权来说，这一家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回乡途中，他在花垣县茶洞镇一座土地庙歇脚，身上仅剩几枚铜板，没想到被另一个乞丐抢走。没有盘缠，他只能靠讨食赶路，走走停停，辗转到永顺王村一带。
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后来，段苏权在攸县皇图岭遇到茶陵老乡刘维初。刘维初经营豆腐店，听出他的口音，见他衣衫破烂、行动艰难，便把人带回家，替他换衣服，还准备纸笔，让他给家人写信。
这份帮助，使段苏权终于回到茶陵。一路上，有人伸手相助，也有人趁火打劫。他把这些经历记在心里，却没有把报恩挂在嘴边，只想着先找到组织。
茶陵当时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寻找红军并不容易。直到1937年，一名从西北返回的老乡带来红军准备抗日的消息，段苏权立即前往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正是曾经的上级任弼时。
任弼时见到他十分意外，感慨地说：“大家以为你已经牺牲了，还为你举行过追悼会，回来就好。”
重新归队后，段苏权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争给他留下新的伤痕，而脚踝上的旧伤始终提醒着他：若没有丰田村那户人家，他或许早已倒在转移途中。
1955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和荣誉并没有冲淡他对往事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设法寻找刘维初，并对其家人给予帮助。刘维初不愿长期住在将军家中，只说自己劳动惯了，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对李木富的寻找，则持续了更久。1983年，段苏权回到秀山县，走访当年活动过的地方，希望找到那位土家族裁缝。遗憾的是，他离开时仍没有确切消息。
将军刚走，消息便传到了李木富耳中。老人判断，来秀山寻找恩人的正是当年那个受伤的红军战士。他带着儿子赶到县委党史部门，说了一句：“我就是将军要找的人。”
当地工作人员随后核对村落、岩洞、伤势和当年转移路线，并将李木富的照片寄往北京。段苏权看到照片后，确认这就是救命恩人，随即写信表达谢意，称李木富夫妇是“红军的亲人”。
1984年，秀山县向李木富赠送“红军的亲人”匾额。段苏权多次写信、寄钱慰问，老人却很少谈自己的困难。他提出的愿望只有一个：村里需要一座桥，乡亲们过河太不方便。
这座桥后来建成，取名“红军桥”。桥身连接的是两岸村路，也留下了1934年那场相遇的痕迹：一名裁缝收留伤员，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一名将军历经半生，始终没有忘记那处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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