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有人在两岸散播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称反独促统也要走正道，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认同民主、自由、法治，这是个人理念，但也尊重不同意见。
以上说法貌似政治正确，实则偷换概念，因为反独促统，维护家国团圆本来就代表两岸正道。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是大陆的立场，也是揭橥于岛内宪制性规定的立场。若当成言论自由的选项，是在法律层面否定公民应履行的责任与义务，看似是不排斥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实则是在变相否定，根本谈不上拥有坚定的中国信念。
面对岛内鼓吹“台湾民族主义”者把所谓独立建国视为最高道德与终极目标，正如台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日前提到的，这些人觉得他们在选“国家”，目标既然如此，就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来推动，“民主制衡太碍事，没有当然最好。苏起深刻揭示了，赖清德上台后司法媒体一把抓，制造绿色恐怖风声鹤唳，践踏他们昔日在野时主张的根源所在。
而无视此问题，脱离统独和两岸定位空谈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是对民进党操弄仇恨政治，撕裂台湾社会的掩耳盗铃，持类似主张的人也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嘴上说天生反骨，实则早就向民进党屈膝投靠。
34年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曾在给好友信中写道，“您强调做中国人以及一个中国，我尤为共鸣，我生于中国历史的忧患中，此即我生命的源泉，何能或忘呢？近有老友说我一辈子倡导民主，竟不能摆脱中国意识，我告：民主系为中国，如失去中国又将如何安身立命呢？”一生反蒋、信奉自由主义的胡佛认为统一才是两岸的最高道德。
2018年胡佛病逝，台湾历史学者吴启讷老师在《胡佛的中国信念》一文中表示，1949年之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少了反帝、反殖，甚且发展出亲日亲美下的反中，无视台湾社会经济依附、文化殖民的氛围，谈论抽象的个人自由，就像胡佛先生讲的那样“不免有虚无，甚至虚脱的倾向”。此文深刻揭示了何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何为真正的中国信念，对照如今在网上散播似是而非的观点的人，也揭示了何为真正的台湾统派。
已故台湾中研院院士胡佛。（台媒）
以下为吴启讷老师原文：
我是最后去看胡佛先生的，几小时后他逝，我心绪烦乱。手边有一封胡佛写给郭冠英的信。信中讲到了他一生信念的来源和当时的心境，读来感慨：
“冠英老弟：极喜读您的文章，因能刮除浮土，直探底蕴，文情犹其余事也。
您强调做中国人以及一个中国，我尤为共鸣，我生于中国历史的忧患中，此即我生命的源泉，何能或忘呢？近有老友说我一辈子倡导民主，竟不能摆脱中国意识，我告：民主系为中国，如失去中国又将如何安身立命呢？
此地某望自由主义的老友，不免有虚无，甚至虚脱的倾向，为之一叹。
我已辞去公视筹委会及政策小组召集人，因公视法始终不能通过，另外一个原因，即继高先生生前忽给我一电话，劝我犯不上弄电视，老友善意，常存心中，故说辞即辞。现有线电视的审议委员职，尚坚辞不获，好在快完事了。
近两岸关系紧绷，大选则扰扰攘攘，人心似麻木似激昂，您文中所谓的错乱，足以当之。我曾参加上次党中的”修宪“研拟会，会中谬论、怪论百出，我挺身驳之，驳而又驳，终无可如何。”宪政“之乱，乃不可挽回，又可一叹。
胡佛鞠躬。
1992年除夕。”
胡佛先生是自由主义者，他重视个人的自由，同时也认为，个人的自由与民族的自由是互相依存的。上面这封信显示，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胡佛先生已经与天真的、脱离现实的自由主义诀别，成为深刻的、实践的自由主义者。
传统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认为中国的忠孝仁爱价值并没有国界，而儒家体系、农耕社会与其他宗教体系、非农耕社会也有兼容之处，这样的政治文化显然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近代西洋和东洋的强国在割取中国土地之后，把剩余的部分框限在一个界线之内，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国界，也迫使中国人学到了民族主义。
戊戌、五四之中和其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觉得应该彻底超越民族主义，追求纯粹的自由、民主价值，但理想不敌现实，究其原因，在于这样的理想脱离现实，主导20世纪前期世界的强权从未打算容忍中国人在人格和国格上和自己完全平等。
1949年之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多了反g，少了反帝、反殖，甚且发展出亲日亲美下的反中，无视台湾社会经济依附、文化殖民的氛围，谈论抽象的个人自由，就像胡佛先生讲的那样“不免有虚无，甚至虚脱的倾向”。
与近代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一样，中国人渴望尊严；曾被割让的香港、台湾人民更渴望尊严。但将香港人、台湾人的尊严与中华民族的尊严对立起来，甚至于连结到前殖民母国的庇护，在胡佛先生看来，是“缺德”的想法。换言之，这种作法不具道德的正当性，当然不应是“民主”的目标，自然也不能算做“自由”。
胡佛先生走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还剩下多少？谁能继承、延续、发扬？
来源：台湾《中国时报》，作者吴启讷为台湾历史学者，本文由“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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