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底，朝鲜三所里附近，志愿军第38军正在黑夜中赶路。部队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抢在美军前面抵达要点。战士们来不及休息，便投入阻击。枪声之外，最让人紧张的并不是步兵，而是公路上轰鸣而来的坦克。
三所里一战，38军曾给美军造成很大压力，却没有完成彻底合围。美军装甲车辆不断开路，炮火压制两侧阵地，步兵跟在坦克后面突围。这个细节说明，轻步兵依靠穿插和夜袭能够打乱对手，却很难单凭步枪、手榴弹长期挡住装甲集群。
长津湖战役同样如此。1950年11月底至12月，美军陆战第1师多次陷入志愿军包围，但凭借坦克、火炮和航空兵配合，仍能沿道路组织突围。志愿军的战术并不低明，真正困难在于火力差距：发现目标不难，靠什么在短时间内摧毁目标，才是生死关。
彭德怀对此看得十分清楚。1951年2月，他在北京参加有关朝鲜战局的会议时，明确指出美军并没有被打垮，志愿军的伤亡也很大，武器和后勤方面的差距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判断很重要。战场上的几次成功穿插，不等于已经解决了装甲、炮兵和空军带来的综合压力。
当时志愿军并非完全没有反坦克武器。部队手中有缴获的火箭筒、无后坐力炮，也使用过磁性手雷等器材，但数量有限，弹药补充更困难。武器少，训练时间短，战士往往要等坦克靠近后冒险出击，一旦第一发没有命中，暴露的射手很容易遭到机枪和炮火覆盖。
转机来自缴获与仿制。1950年11月，志愿军缴获美制Ｍ２０“超级巴祖卡”火箭筒后，相关器材被送回国内研究。经过技术攻关，国内在1951年研制出51式火箭筒，并逐步装备前线。它重量相对适合步兵携带，使用灵活，能够在近距离打击坦克薄弱部位，弥补了重型火炮难以及时伴随步兵的问题。
不过，武器到了部队，不代表战术自动成熟。反坦克分队需要观察、警戒、射击和转移彼此配合，有时还要用冲锋枪或轻机枪掩护射手。阵地不能只设一处发射点，而要把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山炮和加农炮结合起来，形成交叉火力。坦克一旦减速、转向或陷入地形，便会暴露侧后部装甲。
1951年10月的文登里战斗，正好检验了这种变化。文登里一带相对开阔，美军判断坦克能够发挥优势，便集中装甲力量向志愿军阵地推进。防守此地的志愿军第68军，由军长陈仁麒指挥。面对来势汹汹的坦克，部队没有把反坦克器材零散分散，而是集中配属给重点部队，准备在关键方向形成密集打击。
战斗初期，志愿军反坦克部队也付出了代价。坦克有装甲保护，车载机枪和炮火又能压制阵地，射手距离太远时，火箭弹威力和命中效果都不理想。战后总结没有停留在“敢打敢拼”上，而是具体分析距离、射击角度和隐蔽条件，随即调整部署，把发射阵地设得更靠前，并利用交通壕、弹坑和伪装接近道路。
变化很快显现。美军随后投入更多坦克进攻，志愿军让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在较近距离开火，同时用平射火炮攻击坦克集群。坦克无法像在平地演习中那样从容展开，前车受创后堵住道路，后车便难以迅速通过。根据不同战史资料，文登里战斗中美军坦克损失数字存在差异，常见记载为击毁28辆、击伤8辆，也有资料统计为击毁38辆、击伤9辆。
数字虽有出入，战斗本身的意义却很清楚：步兵不是只能躲避坦克，也能够依靠组织化反坦克火力迫使装甲部队停止进攻。文登里之后，美军不再轻易以大规模坦克集群直接冲击志愿军坚固阵地，更多采用少量坦克伴随步兵、火力侦察和机动支援的方式。
1952年6月古直木里战斗中，志愿军第91团使用51式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抗击坦克，据记载击毁、击伤并缴获数辆装甲车辆，自身伤亡很小。到了1953年金城战役，志愿军炮兵规模和弹药供应已有明显增强，坦克也不再是美军可以随意依赖的突破工具。
彭德怀那句“美军没有被打残”的判断，真正推动的并不只是增援部队，更包括武器仿制、战术训练和后勤体系的改进。坦克的钢板依旧坚硬，但它所依赖的道路、油料、步兵协同和炮火掩护，都可能在近距离火力与阵地组织面前被逐项拆开。志愿军对付坦克的办法，便是在这样的反复试验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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