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一次讨论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程子华谈到1935年红军会师前后的争议。他没有从个人遭遇说起，而是先摊开地图，指出当年电报传递、道路距离和根据地兵力，都是判断行动方案时绕不开的条件。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要不要迎接中央红军”，实质却是“怎样迎接、由谁承担风险”。多年以后，程子华仍反复说明，自己从未反对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会合，分歧只在于不能依据一份滞后的情报，把全部兵力贸然调离根据地。
1935年夏秋之交，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处在压力之下。红十五军团刚刚在劳山等地作战，部队需要休整，地方粮食和弹药都不宽裕。前方将领希望尽快寻找中央红军，尽早完成会合，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军事行动不能只靠愿望推动。
当时传来的敌情电报，往往经过层层转递，送到指挥机关时，内容已经滞后。中央红军究竟向哪里移动，敌军又会怎样封锁道路，许多情况都无法立即核实。程子华据此提出疑问：如果主力全军南下，而中央红军已经改变路线，陕北根据地由谁防守？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反对迎接”。
在程子华看来，陕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落脚点。若根据地门户洞开，即便双方在途中相遇，也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后方而陷入被动。因此，他倾向于采取牵制敌军的办法，通过在关中方向制造军事压力，迫使敌人调动兵力，从侧面减轻中央红军北上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这种方案并没有把会合放在行动之外，恰恰是试图用另一种方式促成会合。
当时程子华身体状况并不好，仍参与前后方协调。红十五军团随后向南展开行动，对敌军形成牵制。敌人兵力被迫调整后，陕北根据地获得了喘息机会。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一带，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由此进一步加强。
会合没有按照最初设想的路线完成，反而让此前的争论留下了口实。有人把“没有立即率军南下”解释成“不愿迎接中央”，又把军事上的谨慎，转换成政治上的立场问题。这样的说法一旦进入干部会议和口头传播，便很难再按原始情境还原。
争议真正扩大，是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关系和历史评价发生变化之后。高岗在西北工作期间，曾对陕甘根据地一些干部提出批评，相关说法后来牵连到朱理治、郭洪涛，也牵连到程子华。程子华当时已离开陕北，未必能够在每一次讨论中当面说明情况。
据程子华晚年的回忆，他认为有关说法把不同意见夸大成了政治问题，并将责任指向高岗。标题中的“此人”，正是由此而来。不过，从历史写作角度看，“造谣”属于当事人的判断，具体过程仍应结合会议记录、往来电报和当事人回忆相互核对，不能只凭一句传闻定案。
1955年的座谈中，程子华重点讲的也不是个人委屈，而是当年为何没有立即调动全部兵力。他提到敌情来源、行军距离、粮食储备和地方防务，反复说明陕北红军必须保住根据地，才能为中央红军提供真正可靠的支撑。
据有关回忆材料，会上有人问得很直接：“你当时是不是不赞成迎接中央？”程子华回答：“不是不迎接，是不能盲目行动。”这句话，后来成为他解释那段历史时最常引用的意思。
这场争论拖了多年，原因并不只在一份电报或一次会议。战争年代信息传递缓慢，部队位置不断变化，决策者面对的往往是残缺情报。更复杂的是，军事分歧一旦被放进干部斗争的语境，原本针对行动方式的意见，很容易被改写成忠诚与否的判断。
程子华后来谈及此事，较少渲染自己的遭遇，而是把重点放在陕北当时的兵力、粮秣和道路上。对他而言，1935年秋天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日后怎样评价某个人，而是部队能否保存下来，根据地能否守住，中央红军到来后是否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后方。
至于“反对迎接中央”的说法，程子华始终否认。他所承认的，只是当年在具体行动上更加谨慎，主张先稳住陕北，再以军事调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这个解释能否完全覆盖当时所有细节，还需要史料继续厘清，但“不迎接”与“迎接方式不同”，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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