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6日，英国伦敦，史沫特莱因病去世。她留下的遗嘱没有把财产交给亲属，而是作出了一项特殊安排：自己著作所产生的全部收入，无论来自何处，都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处理。
这份遗嘱后来引起许多人注意。所谓“巨额遗产”，并不只是指一笔现成的现金，更重要的是她多年写作形成的版权、稿酬以及相关出版权益。史沫特莱把这些留给朱德，实际是希望它们继续服务于中国人民。
她与朱德的关系，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私人交往。那是战火中的相识，也是记者对被采访者长期观察后的信任。朱德在她笔下，不只是一个军事指挥员，还是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经历革命道路转折的中国人。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她没有受过优裕生活的庇护，年轻时便靠劳动和写作谋生。贫困、性别歧视以及社会不平等，使她很早便参加女权运动，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反战和进步思想。
1925年至1927年间，她在德国柏林生活，开始接触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她而言，中国并不是报纸上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个正在经历民族危机、社会动荡和思想转型的国家。1929年，她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先到哈尔滨，后转赴上海。
上海给她提供了观察中国的窗口。她结识了宋庆龄、鲁迅、郭沫若等人，开始把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写给国外读者。她的文字不回避贫困、战争和政治压迫，也不迎合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猎奇想象。
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期间，史沫特莱不仅协助处理文件，还承担过传递消息、联络人员等风险较高的事务。特殊环境下，她甚至随身携带手枪以防不测。宋庆龄后来募集援助时，也曾得到她在宣传和联络方面的帮助。
1936年，史沫特莱在上海听到从陕北来的冯雪峰介绍红军情况。长征究竟意味着什么，红军根据地又是怎样的社会，她不满足于转述别人的话，便决定亲自前往西北。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来到西安。史沫特莱抓住机会采访并持续向外界播报，每晚用英文介绍当地局势。她的报道让海外读者第一次较集中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另一面，因此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这个称呼她并不回避。她曾表示，记者的职责不是替任何人粉饰，而是把亲眼看到的事实讲清楚。对史沫特莱来说，红军将士的生活、抗战目标和根据地民众的处境，比外界流行的成见更值得记录。
1937年初，她到达延安。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干部和战士大多穿着灰色军装，史沫特莱却常穿色彩鲜明的衣裙，在窑洞和院落间走动，显得格外醒目。她还教一些人跳交谊舞，把紧张生活中的短暂休息变成了交流方式。
一次舞会上，她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摆手说：“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史沫特莱没有争辩，先拉着翻译示范，随后又说：“我来教您。”毛泽东只好跟着学了几步。她还曾教朱德等人跳舞，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许会得到一个“败坏军风”的名声。
比舞会更重要的，是她在延安对朱德的深入接触。朱德谈到自己的童年、求学、从军经历以及参加革命后的转变，史沫特莱则不断记录、核对和整理。她后来据此撰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部作品成为海外读者了解朱德的重要材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带着打字机和照相机离开延安，奔走于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以及其他抗战区域。她记录战士的训练、伤员的救治，也拍摄根据地的生活。她不是只在后方写稿，而是尽可能接近战地现场。
在新四军根据地采访时，她发现部队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材，战地医院的条件尤其困难。于是，她写下介绍信，带上自己拍摄的胶卷，请一名军医前往香港寻找宋庆龄。后来，宋庆龄募集的药品和器械送到新四军战地医院，缓解了前线救治的燃眉之急。
1941年，长期奔波和艰苦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史沫特莱不得不离开中国赴美治疗。但她没有停止宣传中国抗战，仍通过演讲、写作和募捐争取海外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政治气氛转冷，她的活动受到监视，处境也更加困难。
病重期间，她仍在修改朱德传记。遗憾的是，书稿尚未完全整理出版，她便离开了人世。根据遗愿，她的骨灰后来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为她题写墓碑：“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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