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7日，北京东单国际电讯电报邮局，一封寄往日本东京的特别挂号信，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寄信人是一名伊拉克籍女子，收信地址写得十分具体，内容却只有一句话：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
单看文字，像是一笔普通买卖。可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即将到来之际，这几个词显得格外刺眼。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狄飞接到信件后，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把寄信人、收信地址和所谓“灭火机”放在一起反复核对。
问题很快浮出水面。收信人山口隆一，公开身份是东交民巷一处图书馆的编辑，并非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信中提到的“CLC总部”，也不是一般商业机构，而与东京方面的美方情报系统有关。
更关键的证据，藏在信纸之外。
信封中夹着一张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图上，一个被标为“灭火器”的物体放在御河桥附近，一条粗黑线划过空中，终点正对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所谓“发货”，显然不是运送消防器材，而是一次预定行动的暗语。
狄飞立即将材料拍照存档，并向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汇报。案情随后上报。彭真在听取汇报、查看证据后，要求迅速查清事实，同时特别强调，涉外案件必须证据确凿，不能把无关人员牵连进来。
“只抓主要罪犯，其他人员要区别处理。”
这道指示，反映出当时办案的难度。新中国刚刚成立，外国侨民、旧机构人员和各类情报网络交织在一起，任何一次误捕或误判，都可能造成外交上的严重后果。
其实，公安机关此前已经在关注北京城内的外国情报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敌对势力试图利用侨民、教会、商号和文化机构搜集情报，北京的反间谍工作随之加强。位于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很快进入侦查人员视野。
这个机构表面上从事新闻事务，实际却与美国战略情报系统存在联系。经常出入其中的，有意大利人、德国人、日本人等。许多人早在北平解放前，就曾为日本或西方情报机构服务，解放后仍未停止活动。
意大利侨民李安东，是侦查中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在中国活动，曾经营军火，也曾为日军搜集情报。1948年，他被美国驻华机构人员包瑞德拉拢，逐渐成为北京地下情报网络的重要组织者。
山口隆一同样不是普通侨民。他曾为日本方面搜集华北交通、船舶及军事活动情报，后来凭借图书馆编辑的身份作掩护，承担联络和传递任务。两人的关系，并非临时勾连，而是多年情报活动延续下来的结果。
侦查突破口，出现在程梦、程娜姐妹身上。程梦在北京任教，姐姐程娜从香港来到北京探亲。公安人员通过秘密监视和外围调查，发现她们与旧日外国情报关系存在联系。
搜查程娜住所时，侦查员从梳妆台抽屉里找到半张包瑞德的名片。半张名片不是普通信物，而是双方核验身份、确认指令的暗号。程娜起初辩称只是替人处理钢琴，又转达几句生意上的问候，但这些话与接头对象的真实身份并不相符。
“如果只是卖钢琴，为什么要用半张名片？”
面对追问，程娜的心理防线逐渐松动。公安机关没有简单停留在口供上，而是利用她继续与哲立接触，借此摸清情报组织下一步动作。
9月26日，程娜在北京海德曼咖啡厅将半张名片交给哲立。消息传到李安东那里后，他拿出自己保存的另一半名片进行拼合。两张名片严丝合缝，说明包瑞德方面已经发出了行动许可。
李安东随即命山口隆一向东京方面发报。山口把装有美元的钱袋和密信交给那名伊拉克女子，要求她在9月27日将信寄出，于是便出现了东单邮局的那一幕。
调查人员此时已经明白，袭击计划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北平解放前，李安东就曾向包瑞德透露，自己藏有一门斯托克斯式迫击炮以及炮弹、手榴弹等武器，准备等待天安门举行重大集会时发动袭击。对方甚至许诺，事成后给予金钱，并协助相关人员出境。
距离10月1日只剩几天，公安机关一面加强天安门警戒，一面继续控制邮件和联络线索。9月28日清晨，收网行动开始。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人先后被捕，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分别控制。
然而，抓捕并不意味着案件已经结束。李安东住所内没有立即发现迫击炮，侦查人员面临着证据不足的危险。随后赶到的韩复光重新组织搜查，从红木柜中发现大量外文情报材料，包括华北军事设施、矿产资源以及重要人员资料。
真正的武器藏得更隐蔽。侦查员在书架支架附近发现一个油纸包裹的铁桶，随手放置时发出沉闷撞击声。熟悉军械的韩复光察觉异常，检查后发现铁桶上刻有“斯托克斯”字样，确认它正是迫击炮炮筒。
另一组人员又在马力悦所属教堂壁炉附近找到炮座、炮架和炮弹。零部件被集中后，韩复光当场将其重新组装。面对完整的迫击炮，李安东无法再以“新闻事务”或“新闻自由”搪塞，最终交代了藏械、联络和准备炮击天安门的经过。
案件审理持续了一段时间。1951年8月17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判决，李安东、山口隆一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余涉案外国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那封写着“灭火机”的挂号信，也由一条可疑邮路，成为揭开整个袭击阴谋的关键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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