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22日中午,咸丰帝在圆明园东大门登船,随行的不是浩荡仪仗,而是一支刻意压缩的队伍。京城危急,皇帝却以“巡幸木兰”为名离开,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清廷由危机走向失控的缩影。

当时英法联军已经在8月21日攻占大沽炮台,天津失守后,北京门户洞开。僧格林沁部虽曾抵抗,却无法阻止联军向北推进。朝廷内部有人劝咸丰留京,也有人主张暂避锋芒。惇亲王、醇郡王和军机大臣文祥甚至跪地请求:“此时不可巡幸,京师人心会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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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表面上接受劝阻,甚至下旨说明,征集车马只是为军务所需,并非真的要出巡。可到了八月初八,他还是悄悄离开了圆明园。队伍只有一百多人,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丽妃、皇子载淳,以及肃顺、端华等亲近宗室和大臣随行。

这不是一次从容的北巡,而是一场仓促撤离。车马不够,供应不足,途中日夜赶路。咸丰本人身体本就很差,幼年坠马伤腿,又患过天花,长期有咳嗽、喘息和腹部不适。一路劳顿,使他的旧病迅速加重。

十六日,队伍抵达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这里曾是康熙、乾隆处理政务和举行木兰秋狝的地方,但嘉庆帝在1820年死于避暑山庄后,热河便在宫廷心理中染上了不祥意味。咸丰入住烟波致爽殿,那正是嘉庆去世前停留的地方。

更让他难以安睡的,是北京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咸丰离京时,留下恭亲王奕䜣负责与英法交涉。奕䜣是他的异母弟,能力不弱,却长期受到皇兄防备。如今皇帝身在热河,弟弟却独自在北京周旋,君臣之间的猜忌并没有因国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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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随后闯入圆明园。八品技勇太监任亮带人抵抗,最终战死。10月18日,圆明园遭到焚烧,大火延续数日,园林、文物和宫人居所尽毁。内务府大臣将灾情奏报热河,得到的回复只有五个字:“知道了,钦此。”

这五个字未必能证明咸丰完全不问国事,却确实反映出一种极度疲惫和被动的政治状态。此前他也曾下令抵抗,甚至扣押英法使臣,颁布宣战诏书;但军事失败、外交失势之后,他把善后交给奕䜣。10月24日和25日,清廷分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此前的《瑷珲条约》也在俄方压力下得到清廷承认,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片土地被割让。

联军撤走后,咸丰仍不愿回京。肃顺等人担心回銮会受洋人挟制,皇帝自身也有逃避现实的成分。热河安静,宫禁较松,原本用来处理政务的行宫,慢慢变成了消磨时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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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咸丰在热河的生活,正史记载并不完整,后世野史却留下了“酒、色、鸦片、看戏”四种习惯。沉溺女色确有宫廷档案和相关记述可供旁证;鸦片使用则多见于笔记和传闻,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成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长期病痛和巨大压力下,生活极不节制。

酒是其中最直接的一项。咸丰喜欢饮酒,情绪低落时饮得更多。酒精会加重睡眠紊乱和脏腑负担,而他又有呼吸系统疾病,反复饮酒无异于消耗本已脆弱的身体。野史所说“醇酒妇人自戕”,虽带有评论色彩,却抓住了他的生活状态。

看戏也不只是听曲消遣。热河行宫搭有戏台,咸丰常让戏班演出,病中仍不愿停下。有时饮酒看戏,有时让人抬着观看。清宫档案能证明他频繁召戏,但“风雨无阻、昼夜不停”等说法,多半经过后人渲染,不能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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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血一事同样需要谨慎。咸丰确实重视鹿苑,也曾命人寻找鹿血,清宫医药记录中可以看到相关线索。不过,把他的死简单说成“找不到鹿血后暴毙”,并不严密。更合理的判断是:长期疾病、精神压力、奔波劳顿,加上饮酒和生活失度,共同造成了病情恶化。

1861年夏,咸丰病势沉重,仍多次传旨观看戏曲。七月间,他已难以下床,咳嗽、痰喘反复发作。8月22日,咸丰在热河烟波致爽殿病逝,按虚岁计算31岁,实际年龄30岁。临终前,他立皇子载淳为帝,指定载垣、肃顺、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又把皇后和懿贵妃分别掌握印章,希望借此相互牵制。

载淳当时只有6岁。咸丰死后不久,懿贵妃与恭亲王奕䜣联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等顾命大臣被处置,皇后与懿贵妃共同垂帘听政。咸丰留给清廷的,不只是一个年幼皇帝,还有一套在危急时刻未能真正运转起来的权力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