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江西庐山，万毅原本留在北京处理军工事务，却因一位老同事的请求，临时改变了行程。这个决定看似偶然，后来却把他卷入了庐山会议第二阶段的风波。
当时，万毅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管总参装备计划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基础薄弱，武器装备、科研计划和生产协调，样样都不能耽搁。他留在北京，并不是无事可做，反而有一摊急务等着处理。
偏偏那段时间，二机部部长宋任穷遇到了难题。苏联专家撤离后，相关科研和生产工作受到影响，有些事情既要向中央说明，也需要军队系统配合。宋任穷心里着急，便找到万毅商量办法。
万毅的意见很直接：“这件事不能只在北京转圈，应该到庐山，当面向聂帅和彭总汇报。”宋任穷却担心单独汇报说不清楚，便提出让万毅一起去。就这样，原本留守北京的万毅被带上了庐山。
这次上山，起点并不复杂。他们带着工作问题而来，先向有关领导汇报国防工业和装备工作。可会议的气氛正在发生变化，原本围绕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展开的讨论，逐渐触及更深层的分歧。
1959年7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谈到“大跃进”以来农村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信中并非否定建设方向，而是指出浮夸风、瞎指挥以及群众生活困难等现象，认为有必要总结经验，纠正偏差。
万毅对这些情况并不陌生。国防装备计划同样离不开钢铁、机械、运输和粮食，基层报来的数字是否可靠，生产任务能否兑现，不能只看文件上的漂亮数字。数字一旦脱离实际，最终会传导到军工生产和部队建设。
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前一阶段，许多人对农村中出现的浮夸现象已有所了解。问题摆在那里，并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万毅听到彭德怀的意见后，认为其中所反映的情况基本符合实际，因此表示赞同。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后，风向明显转变。讨论重点从纠正“左”的偏差，转向批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也被逐步纳入批判范围。此时的表态，已经不只是对一封信的看法，而被赋予了政治立场的含义。
有人或许会问，万毅如果当初不去庐山，是不是就能避开后来的冲击？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宋任穷是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按会议安排，本就可能被通知上山。万毅则是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即使没有同行，也未必能够长期置身事外。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到了庐山之后有没有开口。万毅不是彭德怀集团成员，也不是因为私人关系替谁站台。他所依据的，是自己接触到的工作实际，以及军人对事实和数字的敏感。
据万毅后来回忆，按照自己的性格，也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话不一定好听，却不能因为会议气氛改变，就把亲眼见到的问题重新说成没有问题。
这种选择带来了现实后果。庐山会议之后，万毅受到冲击，军队职务受到影响。到1960年前后，他离开军队，转到陕西地方工作。与此同时，邓华、洪学智、钟伟等人也因庐山会议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后来才在特殊历史阶段结束后逐步恢复工作。
万毅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并非没有看到风险。恰恰因为看到了风险，仍然选择表达，才使这次发言显得沉重。对一名长期从事军队和装备工作的干部来说，实事求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任务能不能完成、部队能不能按计划拿到装备的实际问题。
庐山上的那场争论，后来牵动了许多人的命运。万毅没有留下长篇激烈的辩论，却在关键处表明了态度。多年以后，他仍用一句朴素的话解释当时的选择：“自己该说的，还是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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