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河北遵化西铺村，作家古建滋带着采访本走进了“穷棒子社”。他原本是冲着一个先进典型来的，却在长期接触中发现，光环之下的王国藩，并不是一张没有瑕疵的“标准画像”。
古建滋从报刊上认识王国藩。当时，“穷棒子社”的故事已经传遍各地：23户贫农，既没有牲口，也缺少农具，却靠着自己的双手到燕山打柴、捣冰粪，逐步置办生产资料，闯出了一条合作化道路。
这个故事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穷人办成了合作社，更在于它契合当时对农村建设的理解。没有本钱，就想办法创造本钱；没有工具，就先用劳力换工具。王国藩常对社员说：“眼光要放远些，不能有了钱就分掉。”
事情的起点，恰恰是一笔并不起眼的钱。
1961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盖西铺村招待所存放的一批木料，后来被王国藩和三名军政干部以较低价格买下四根。四人将木料加工成棺材板出售，共获利210元，分到王国藩手中的是50多元。
金额不大，性质却不能简单忽略。全国劳模、合作社负责人，竟然在公物处理上占了便宜，这与他长期宣传的艰苦奋斗形象形成了反差。古建滋听到相关情况后，没有立刻把它写进文章，而是继续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意思的是，王国藩的人生本身就充满转折。
1919年，他出生在西铺村一个曾经有过家业的家庭。祖上属于当地绅士，但后来因家庭败落，生活很快由宽转窄。王国藩七岁丧父，年幼便学会走村串户倒卖粮食，靠一点差价养活自己。
1941年，日军占领西铺村后，他在村里担任办事员，并暗中为八路军提供帮助，随后接受组织教育，成为村中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这样的经历，使他熟悉乡村，也懂得普通百姓最缺什么。
1949年土地改革期间，王国藩被划为“没落地主”，政治处境一度十分艰难。一家五口，只能依靠他在县运输部门做小工维持生活。1951年，他在回村途中遇到旧友赵涌兴，后者当时担任区委副书记，得知情况后为他奔走。
1952年，组织上纠正了对王国藩的错误划分，并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他参加耿长锁办社经验活动，回村后开始挨家挨户动员。响应者只有23户，其中还有11户长期靠乞讨度日，旁人便讥讽道：“一群穷棒子，也能办社？”
王国藩没有争辩太多。他面对的是春耕缺牲口、缺农具的现实。有人主张直接向国家申请救济，他却把目光投向燕山。那里柴草、艾蒿遍地，过去没人当回事，在他看来，这些正是穷人能够动用的资源。
社员分头行动。一部分人步行四十里，到王寺峪一带砍柴；另一部分留在村里积肥。两万多斤山柴换回了现金，合作社才有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积累。钱该不该分？争论很快出现。
王国藩的态度很明确：“现在分了，明年还得伸手要。”这笔钱随后被用于购买牲畜和车辆。买了羊，就修羊圈；添了牲口，就设法筹饲料。缺什么补什么，合作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循环。
1953年，赵涌兴在会议上介绍了西铺村的办社经验。到1955年，王国藩和“穷棒子社”受到更大范围关注，毛泽东也曾谈到这个合作社，把23户贫农靠劳动改变生产条件的做法，视为农村集体力量的一个象征。
王国藩的职务和声望随之上升。1957年，他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会议，成为媒体笔下的先进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古建滋认为，对他的缺点不能只作遮掩。一个典型若只能接受表扬，不能接受批评，典型本身就容易变形。
古建滋后来把情况反映给赵涌兴。赵涌兴听后十分震惊，先向县里汇报，又逐级向唐山地委反映。1962年，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调查，在证据面前，王国藩承认了木料交易和分款事实。
处理意见并没有走向重判。当时有关规定中，百元以上才作为贪污处理，千元以上还涉及更严重的定性。王国藩个人分得50多元，按照当时的口径，属于多吃多占，而不是达到贪污罪标准的案件。
华北局研究此事时，也考虑到他的具体身份、错误性质和实际数额。李雪峰提出，处理同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和风细雨、同志式的方法，既指出错误，也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
王国藩最终作出检讨，退回所得款项，事情没有演变成刑事案件。对古建滋来说，这次反映并不是要毁掉一个劳模，而是提醒组织：先进人物也有普通人的一面，荣誉越高，越需要制度约束。ે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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