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两支长征队伍会师不久，莫文骅在一碗苞米糊糊前，察觉到的已经不只是一次口角，而是不同部队之间尚未消除的隔阂。
会师之后，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驻地在毛尔盖以西的卡英村。李特担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行政和军事工作；莫文骅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政治工作。
两人的职务一文一武，本应相互配合，实际接触中却很快发生了摩擦。李特对干部团的服装、纪律和精神面貌颇有意见，曾当面对莫文骅说：“你们的作风太散漫，精神状态也不好。”
这话让莫文骅十分不满。他没有回避，直接解释说，干部团连续转战七八个月，沿途缺衣少食，许多同志身上的衣服早已破旧，但这不能说明部队缺乏斗志。恰恰相反，能够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下来，本身就是意志和纪律的体现。
争论中，楼梯上走过一名手拿土罐、带着羊头骨的红军战士。李特指着此人作证，认为对方只顾寻找食物。莫文骅认出那是红一方面军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而且还是休养中的伤员，便指出，伤员在休整时设法补充营养，并不能被拿来证明部队“散漫”。
这件事没有当场扩大，却留下了明显的裂痕。第二天，李特又约莫文骅谈话。桌上摆着一盆苞米糊糊，在粮食极其紧张的长征途中，这已经算得上难得的食物。
莫文骅吃完后，李特再次把话题引向干部团作风，要求他承认问题，并表示要共同改变。莫文骅的回答很干脆：“干部团的作风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为什么一定要承认？”
随后，谈话转向个人经历。李特问他读过多少书，又问他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莫文骅只说自己进过一年半中学，做过参谋、连长、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和军团宣传部长。李特随即评价说，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可以担任军级干部。
听到这句话，莫文骅已经明白，对方并不是单纯讨论学校工作，而是在不断试探和套话。他回应道，一方面军中与自己经历相近的干部很多，自己算不上什么。话说得克制，却没有留下任人曲解的余地。
有意思的是，莫文骅并没有把这场争执当作个人恩怨处理。他回去后反复梳理谈话内容，认为其中夹杂着贬低一方面军干部、制造彼此隔阂的意味，于是向宋任穷报告，随后又向董必武、冯雪峰等同志反映情况。
李富春等人听取汇报后，认为问题不能简单放过，建议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急于把矛盾公开化，也没有要求莫文骅退让。第二天，李富春传达了他的意见：莫文骅坚持原则是对的，可以继续斗争，但必须讲究策略，不能立即发动群众去斗争李特。
这句话的分寸很重。1935年两军会师后，红军内部的团结仍然十分脆弱，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对张国焘方面存在的问题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若把一场工作争论迅速扩大为群众性批判，很可能使不同方面军之间的疑虑加深，甚至影响共同北上的大局。
毛泽东处理此事，实际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方面肯定莫文骅的原则立场，避免好同志因压力而寒心；另一方面压住斗争规模，防止局部矛盾演变成组织裂痕。既不含糊，也不冒进。
这对莫文骅的成长影响很深。毛泽东并非只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指导他，日常工作中的文字和判断，同样会认真指点。后来，莫文骅起草一篇文章，毛泽东看过后半开玩笑地说：“你比斯大林还高明。”
莫文骅一听便紧张起来。毛泽东随即解释，斯大林谈同一问题的文章不到千字，莫文骅却写了三千字，字数多并不等于高明，关键是要把问题讲清楚。之后，他还提醒莫文骅，文章写完要反复阅读，删去枝蔓，抓住核心。
另一次，莫文骅面对两个工作方案迟迟不能决定，便请毛泽东拿主意。毛泽东说：“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但你要有倾向性，不能你出题目，我来做文章。”这不是责备，而是在逼着干部形成独立判断。
从长征中的一次争执，到后来工作方法上的点拨，毛泽东对莫文骅的要求始终很明确：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处理方式不能蛮干；遇到分歧要敢于坚持，也要看清大局。1955年，莫文骅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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