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台北市长选战的争夺出现了明显变样。
民进党眼见正面政策辩论占不到便宜，开始把攻击重点全面转向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与妻子，甚至翻出多年前的活动视频大肆炒作。
面对这种针对家庭成员的连续动作，蒋万安在9月15日和16日接连公开发声反击，直接指明民进党现任官员在国际会议上也使用完全相同的称谓，当场指出对手的虚伪做法。
这轮选战风波的公开升级，始于民进党阵营在民调数据上的舆论造势。
9月12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前往日本东京参加海外后援会成立大会。
在活动现场，沈伯洋团队对外宣称，根据其内部掌握的最新民调统计，他与现任市长蒋万安的支持率差距已经缩小到个位数。
随后，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也公开对媒体表态，声称双方差距确实已经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
民进党单方面宣布的内部数据，并没有在岛内社会激起预期的支持浪潮。
面对市政数据和实际政绩的差距，绿营各路人员迅速改变打法，把争论焦点从交通改造、都市更新、青年公租房建设等民生政策，直接转向了候选人的家庭成员。
攻击的第一步，落在了蒋万安年仅15岁的长子蒋得立身上。
8月底，台北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学年度国际交换学生项目录取名单，蒋得立通过了相关选拔程序获得交换生资格。
由于该项目包含少量的公费资金资助，民进党民意代表和侧翼网络账号随即以此为由发起密集指责。
在短短几天之内，网上的言论迅速脱离了对行政申报流程的正常监督，转而对一名中学生的就读学校、日常成绩乃至个人容貌展开人身攻击。
面对舆论发酵，蒋万安在9月2日正式对外公布处理结果：为了避免公共政策程序遭到政治扭曲，蒋得立主动放弃该项目的全部公费资助，改为全额自费承担所有交换学习开销。
蒋万安这一举动本意是切断外界关于特权的口实，让行政事务回归正轨。
但是相关指责并没有随之平息。
这种针对未成年中学生的持续调查，让岛内许多普通家长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
眼见针对孩子的指控未能拉低蒋万安的声势，绿营各派系在9月15日又把目标转向了蒋万安的妻子石舫亘。
在这段历史视频中，石舫亘在做自我介绍时陈述了一句“I'm from Chinese Taipei”（我来自中华台北）。
民进党相关人士随即把这句录像截取出来，指责其在国际场合没有使用所谓的本土称呼，试图通过炒作身份认同来激化政治对抗。
从调查未成年学生到调取家属历史视频，选战手段已经完全偏离了正常的市政讨论。
面对这种针对家人的连续攻击，蒋万安在9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面对媒体镜头，作出了极其明确且强硬的正面反击。
9月16日，蒋万安在出席台北市政公开活动后接受记者集中采访，他公开表示：“部分政治势力为了谋取选举私利，蓄意扭曲客观事实，连续对我的妻子和未成年孩子进行恶意攻击，这种做法绝不是广大台湾社会所愿意看到的选举方式。”
蒋万安的反击直接指向了民进党自身的政策矛盾。
就在绿营支持者借由历史视频攻击石舫亘的同一天，9月15日，民进党当局现任劳动部门负责人洪申翰在接受岛内媒体公开采访时，明确向外界证实：
这一官方表态让民进党阵营的指责陷入了完全的自相矛盾。
这种在岛内搞政治对立、在外部机制面前遵守既定规则的双重做法，当场被公众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派迅速引发了岛内民意的负面反应。
台湾民意调查机构在9月16日公布的专项即时民调显示，高达64.2%的受访市民对民进党挖掘候选人家属隐私、攻击未成年人的做法表示反感。
同时，沈伯洋在台北市的个人看好度依然停留在18.5%的低位，与蒋万安超过50%的稳定支持率相比，差距并未如绿营所言缩小到个位数。
民进党试图通过人身攻击挽回劣势的策略，在客观事实面前彻底失去了效果。
围绕台北市长选战发生的这轮风波，表面上是民进党针对蒋万安个人的政治施压，但深层原因在于民进党当局面对两岸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所表现出的焦虑。
对于绿营利用APEC名称挑起争议的行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9月1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了严肃且权威的回应。
朱凤莲明确指出：“台湾地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中国台北”名义参与APEC及相关活动，具有清晰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安排”。
“两岸统一”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冲刺阶段，这一判断不是一句抽象的情绪口号，而是客观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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