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北京西山，廖汉生向叶剑英汇报上海方向的兵力部署。屋里没有多余的人，地图摊在桌上，沪宁、杭嘉湖一带的铁路、公路和驻军位置标注明白。廖汉生提出，能否借冬训机动之名，让部队向上海外围靠近。
叶剑英听完，没有立即表态。他沉思片刻，只说：“思路可以，但现在一动，就可能打草惊蛇。”廖汉生点了点头。两位老将都明白，这不是单纯的军事调动，而是在极其敏感的政治环境下，寻找一个既能加强戒备、又不引起震动的办法。
那一年，中央局势复杂。毛泽东病重，9月9日逝世，全国进入特殊时期。南京军区面对的，不只是日常战备任务，更有上海这个工业、交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一旦出现异常，影响很可能迅速向华东乃至全国扩散。
廖汉生并非临时起意。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习惯，让他对“兵力能不能及时到位”格外敏感。地图上的距离，看起来不过几道线；真到了紧急关头，铁路调度、道路通行、部队集结和通信保障，样样都可能拖慢行动。
当时南京军区的部队分布，并不是简单地围着上海摆开。第60军、第1军以及军区直属力量，各有驻地和任务，既要承担正常训练，也要保持能够快速机动的状态。部队若突然大规模行动，外界很容易察觉；调得太晚，又可能失去先机。
有意思的是，最合适的名义恰恰是冬训。野营拉练本来就是部队年度训练内容，人员、车辆和装备可以按照训练计划分批展开，不必制造特殊声势。廖汉生看中的，正是这种“有事可说、行动可做”的空间。
但叶剑英的谨慎，并不是犹豫不决。上海周边任何异常兵力变化，都可能被解读为政治信号。若没有充分准备便贸然调动，既可能暴露部署，也可能给对方留下借题发挥的机会。对军人而言，能动兵是一种能力，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动，同样是本事。
等待期间，南京军区加强了值班和请示制度。廖汉生要求主要领导按时到机关办公，重要事项当面研究，不能各自分散、凭电话遥控。有人觉得这样过于紧张，他回答得很直接：“真要打仗，难道还在家里办公吗？”
这句话听着硬，却符合当时的实际。特殊时期最怕的不是没有命令，而是命令传不到、情况报不准、责任分不清。首长集体办公，既能缩短决策链条，也能防止个别人擅自判断。军区机关的气氛因此变得格外严肃。
进入11月后，部署逐步获得批准。部队以冬训机动为掩护，向昆山、嘉善及杭嘉湖一线展开。行动强调分散、隐蔽和衔接，重装备尽量利用夜间运输，通信严格控制。表面上是训练，实质上则是在上海外围形成能够迅速收拢的力量。
廖汉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纸命令上。机动期间，他反复检查道路、铁路、通信和后勤保障，连部队抵达后的集结位置也要逐项核对。作战部门汇报完毕，他只留下四个字：“不能出漏洞。”
这位老将当时已年过六旬，身体并不好，皮肤疾病也曾使他到上海治疗。可一听到中央情况变化，他便提前返回岗位。熟悉他的人知道，廖汉生讲话不多，遇到关键问题却从不绕弯子，尤其看重部队在紧急状态下能否真正拉得出、用得上。
那次调动并没有演变成公开冲突。部队完成展开后，继续保持训练和戒备状态，上海及周边社会秩序总体稳定。对于南京军区而言，这种结果并不意味着任务轻松，恰恰说明前期准备必须做到位，而且行动越重要，越不能留下明显痕迹。
此后，廖汉生仍把“集体办公、靠前指挥、基层见实情”看作带兵的重要方法。1980年，他调任沈阳军区工作，面对的是另一片广阔战区和新的部队建设任务。年纪已大，他依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而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
1982年，廖汉生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对一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将领来说，这个决定并不轻松，但他清楚，指挥岗位需要充沛精力，也需要给年轻干部留下空间。卸下职务后，他仍关心部队建设，来信照回，意见照提，只是不再站在指挥台中央。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关于1976年秋天的那次调兵，留下的并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而是一份在高度紧张局势下反复权衡的指挥答卷：兵要能动，动时要稳；局势越险，越不能让行动本身成为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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