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19日，武汉，病床上的罗厚福已经十分虚弱，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前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很久，罗厚福始终惦记着全省生产和工作安排，几乎没有谈及个人得失。
赵辛初离开后，罗厚福的病情突然恶化。妻子俯身贴近他的嘴边，听见的不是家事，也不是对亲人的嘱托，而是一句断断续续的话：“希望组织把五一年的问题搞清楚。”
这句话，藏在他心里二十多年。
罗厚福是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他长期在李先念领导下作战。1932年，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没有随队远行，而是留在大别山，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
那段日子，部队缺粮、缺药，敌人又不断搜山清剿。罗厚福依靠群众掩护，带着队伍在深山和村落之间周旋。李先念后来评价他，称他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仍能服从指挥、坚持斗争，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信。
1939年春，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向陂孝地区挺进。行军途中，罗厚福遇到了叛变投敌的丁少卿。此人曾在红军中任职，后来投降国民党，凭借熟悉我军情况，多次带人搜捕地下党员、伤病员和革命家属。
罗厚福与政委熊作芳商量后，将丁少卿控制起来。当天夜里，经过研究，丁少卿被秘密处置。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方面要求李先念追查，声称此举破坏两军合作抗日。
李先念找到罗厚福了解情况。罗厚福主动承担责任，说：“如果政策上有问题，由我负责，不牵连别人。”
李先念却没有责备他，只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小媳妇？”
在李先念看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对公开破坏抗战、残害群众的人一味退让。丁少卿的情况特殊，处置虽有风险，但敌我斗争不能脱离实际。罗厚福听完，这才放下心来。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承担重要任务。中原突围前后，罗厚福担任汉江军区司令员，奉命率部转移、坚持斗争。后来，部队原本准备向四川方向行动，他又接到命令返回鄂西北，配合王树声等部建立和巩固鄂西北军区，并担任副司令员。
这样的资历和战功，使他在部队中颇有威望。可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罗厚福只被授予大校军衔。更让一些老部下不解的是，他过去带过的干部中，有人已经被授予中将，后来担任的职务也超过了他。
一次，一位曾受过罗厚福救命之恩的老部下到武汉看望他。对方看到他的肩章，明显愣了一下。罗厚福察觉后，笑着问：“是不是嫌我的官小了？”
老部下直言，按资历和贡献，这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罗厚福没有争辩，只谈起当年牺牲的战友。他说，和自己一同参加革命的红安老乡有二十多人，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活到胜利的只剩下他一个。
在罗厚福心里，自己能够看到革命胜利，已经是幸事。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同志，连军衔和待遇都没有等到。相比之下，个人职务确实难以成为他公开计较的理由。
但不计较，并不等于没有疑问。
1951年，罗厚福任职期间，军分区创办工厂。为解决启动资金问题，他在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拿出个人资金垫付。工厂经营后产生利润，参与垫资的干部还得到了一定利息。
与此同时，当地一名保长曾冒险保护过不少革命同志。解放后，地方上不了解这段历史，准备对其进行惩处。罗厚福认为，不能把有过实际贡献的人一概抹去，便建议将其安排到烟厂做普通工人。
这些事情后来被作为问题审查。罗厚福先后作了多次检讨，遭到批评，并受到行政降职和党内警告处分。虽然事情后来有了处理，但处分留下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妻子曾劝他找老首长说明情况，战友们也愿意出面作证。罗厚福只是摆摆手，说：“这么一点事，不值得去找谁。”
妻子替他惋惜，提到许多下级已经担任更高职务。罗厚福听后却严肃批评她，认为老同志不该把革命工作简单看成个人升降。
他没有申诉，也没有四处诉说。只是从那以后，1951年的问题很少再主动提起。妻子知道，沉默并不代表释然。对一个把一生交给组织的人来说，真正难受的不是大校军衔，而是事情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白说法。
弥留之际，他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没有怨言，没有指责，只有一个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请求：把当年的问题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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