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1月，北京东直门外，荷兰记者亨利·博雷尔架起相机，等待一支缓慢行进的送葬队伍。镜头所对的，不只是一个逝去的女人，也是清王朝最后一场大规模展示权力的仪式。
队伍尚未出现，沿途已经戒备森严。官府清理道路，搭设供外国人观看的台子，百姓则挤在街边。有人低声问：“这是皇帝出殡吗？”旁边的人答道：“是西太后的灵柩。”
慈禧于1908年11月15日在北京仪鸾殿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就在前一天，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去世，二人的死亡时间相隔不到一天，至今仍是清末历史中颇受关注的疑案。不过，关于光绪死因，学界已有头发、遗骨等检测材料，结论倾向于砷中毒，但具体责任仍不能仅凭传闻认定。
慈禧去世后，并没有立即下葬。清东陵定东陵尚在修缮，灵柩先停放于颐和园，再迁至西苑，祭奠仪式持续了将近一年。这个安排并非单纯为了礼仪，也与陵寝工程、吉日选择以及庞大的随葬准备有关。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早已插手陵墓修建。定东陵经历过重修，石刻、木构和彩绘都极为讲究，工程花费巨大。到了清末，国库并不宽裕，铁路、军费、赔款和地方财政压力交织在一起，陵寝却仍然按照最高规格推进，这种反差十分刺眼。
1909年11月9日，慈禧灵柩由北京运往清东陵。出殡队伍前方有骑兵、仪仗和执旗人员，后面是抬棺的役夫、内廷人员以及负责护送的官员。王公大臣身穿丧服，按照礼制跪拜迎送，沿途地方官也必须设祭行礼。
灵柩使用金丝楠木制作的梓宫，外观装饰极尽华丽。关于棺内珍珠、冠饰和陪葬品的数量，晚清档案、宫廷记录与后来的报道并不完全一致，民间常说的“数万颗珍珠”“价值数千万两白银”，有些带有夸张成分。可以确定的是，慈禧陵寝陪葬极其丰厚，翡翠、玉器、珍珠等物确实大量存在。
送葬仪仗中，纸扎人物和纸马尤其引人注意。太监、侍卫、官员、军士以及各式器物，被制作成成组的冥器，排列在道路两侧。它们不只是民间丧葬习俗的延伸，也在模拟一个完整的宫廷秩序：即使进入阴间，太后仍旧拥有侍从、军队和百官。
博雷尔留下的照片，恰好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黑白影像里，骑兵队列笔直，役夫神情紧张，仪仗器物层层相接。照片没有声音，却能看出队伍移动得极慢。灵柩越显尊贵，参与者越显渺小，等级制度被清清楚楚地摆在道路上。
从北京到清东陵，路程超过百里。沿途跪拜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众发自内心的哀悼，其中包含官府组织、礼制要求和地方社会的被动服从。对普通百姓而言，这场出殡首先意味着道路封闭、劳役增加和额外供奉，未必只有敬畏，也可能夹杂着冷眼旁观。
在灵柩启程之前，宫中还举行过规模很大的焚烧仪式。纸船、纸马、侍从和器物被集中焚化，意在为亡者准备阴间所需。这样的安排延续了皇室丧葬传统，却也把清廷的财力与人力消耗暴露无遗。
有官员曾劝说节省开支，摄政王载沣却很难真正削减规格。慈禧虽然已经去世，但她留下的政治权威仍然压在朝廷头上。礼仪办得寒酸，容易被视为不敬；办得铺张，又与财政困局发生冲突。清廷最后选择了后者。
不得不说，这场葬礼的豪华，并不能证明清朝仍然强盛。恰恰相反，它像一面镜子：宫廷依旧讲究排场，国家却缺乏足够的改革能力；百官仍然跪拜，朝廷的实际控制力却已明显削弱。仪式越隆重，现实中的虚弱越难遮掩。
慈禧葬入定东陵后不到三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帝名义接受清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又过了十六年，1928年孙殿英部进入东陵，定东陵遭到严重盗掘，棺椁和陪葬珍宝被洗劫一空。1909年那支浩荡的送葬队伍，最终只留下照片、档案，以及一座被时代反复改写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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