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越南北部边境一带，越军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反攻演习。演习中，越军把中国军队设为假想敌，并推演了从谅山、同登方向突破，继而向中国境内推进65至80公里的作战方案。纸面上的目标很大胆，甚至带有明显的报复意味。
这场演习并不是孤立出现的。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中国军队在完成既定作战任务后，于3月5日宣布开始撤军，至3月16日基本结束行动。越南北部多处军事设施和交通节点遭到打击，但越南领导层没有因此收缩对外扩张路线，反而把中国的主动撤军解释成“未能继续作战”。
这种判断，影响了河内此后的军事决策。
黎笋集团当时面临着很大压力。越南长期战争造成经济凋敝，国内生产和民生都承受沉重负担，可政治宣传仍在不断强调“军事强国”地位。1979年以后，越南扩大兵员动员范围，大量适龄人员被编入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体系，军队规模一度达到百万级别。
人数多，不等于战斗力就能同步增长。
越南之所以敢于继续扩军，与苏联的支持密切相关。苏联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使越南得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并在北部边境重新修筑防御工事。越军利用山地、森林和岩洞构筑支撑点，设置坑道、碉堡及猫耳洞，试图把边境变成一条纵深很大的防线。
有意思的是，越军确实认真研究了1979年的失败。他们发现，解放军在炮火准备、步炮协同和穿插分割方面占据优势，于是着重加强炮兵、装甲兵和机动部队训练。过去依靠单个据点固守的办法，也被改成支撑点、阵地群和纵深防御相结合。
但越军的研究有一个明显问题：它更多是在揣摩解放军“会怎么打”，却没有真正解决自身指挥、后勤和协同能力不足的问题。
1982年的那场演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按照越军的推演，假想中的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纵深后，越军先依托阵地阻击，再集中兵力实施反击。参演部队以多个军和师组成，演练内容包括正面防御、侧翼包围、穿插分割以及连续进攻。
越军甚至设想，战争爆发后，中国可能使用空军打击重要目标，利用空降兵突袭薄弱地区，并以海军对越南沿海形成压力。对此，越军准备依靠坚固工事躲避打击，再从侧后方展开反扑。
演习中的口号颇为激进：“三天反攻，推进中国境内六十五至八十公里。”这并不代表越军真的具备这样的能力，却清楚反映出当时越南决策层的心理状态。战场胜负尚未发生，政治宣传已经替军队写好了胜利结局。
越军还制定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稳守边境、逐步消耗，另一套则是集中优势兵力，以连续冲击和人海战术压迫对手。黎笋集团相信，越南拥有长期战争积累的作战经验，又有苏联援助，只要把兵力和工事优势结合起来，就能把1979年的失利扳回来。
问题在于，越军把局部经验当成了普遍规律。
1979年的中国军队虽然暴露出侦察、通信、协同和装备使用方面的问题，但战后也在总结调整。越军若认为中国军队会沿着原来的方式重复进攻，等于把对手固定在了自己的想象中。更何况，越南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表面上经验丰富，实际上经济、补给和人员训练都已承受极限。
越南没有立即发动所谓第二次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持续升级。1984年4月28日，中国军队在云南老山地区展开反击，炮兵火力和步兵协同成为战斗的重要特点。老山、者阴山及其周边阵地的争夺，持续检验着双方的战术和后勤能力。
越军原本希望凭借山地工事和轮番进攻夺回主动权。1984年7月12日，越军在老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持续时间很长，伤亡十分惨重。关于双方具体损失，后来存在不同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越军没有实现迅速突破，解放军也没有被其所谓“车轮战”击垮。
一名越军军官在战后感叹：“中国军队的炮火太猛烈了。”这句话未必能代表全部情况，却说明演习中的纸面推演，与真实战场之间隔着很远。
老山作战此后转入长期对峙。中国军队没有按照越南预想的方式大规模深入越南腹地，而是围绕重点高地和交通要点展开有限目标作战，以炮火、阵地和轮换部队持续消耗对手。越军想把战争推向中国境内的设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19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苏联自身陷入困境，越南继续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逐渐下降。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边境长期武装冲突才真正走向结束。1982年那场演习留下的，不只是“突进80公里”的夸张目标，更是一份典型的战略误判：把外援、兵力和防御工事简单相加，便误以为可以换来对战争结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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