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合肥城外，孙权率领大军逼近曹魏重镇。城中守军只有七千余人，主将张辽、乐进、李典面对的，却是号称十万的东吴军。兵力悬殊如此之大，战局本该没有悬念，结果却完全倒了过来。
合肥不是一座普通城池。它扼守淮南，南接巢湖，北通寿春，是曹魏防备江东的重要门户。孙权若能拿下此地，东吴的兵锋便可继续向淮河流域推进；曹操若失去合肥，许都以南的防线也会受到牵动。
孙权这次出兵，并非临时起意。此前，东吴在濡须口多次挡住曹军，曹操亲自南下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刘备又在汉中与曹操相持，魏军主力被牵制。江东上下难免产生一种判断：曹操顾此失彼，合肥正是可以趁势夺取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孙权过去作战很少把全部家底压上。赤壁之战，周瑜、程普所部约三万人；夷陵之战，东吴投入的主力也并非十万之数。江东还要防备山越、守护长江沿线，更要留兵应付荆州和交州方向。此次号称十万，已经接近一次极限动员。
可合肥城里的曹军没有被数字吓住。曹操西征汉中前，特意留下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军七千余人。张辽很清楚，援军远在外地，若坐等东吴完成包围，城池迟早会陷入被动。他对部下说：“彼众我寡，若等其合势，便难以抵挡。”于是决定先打乱吴军阵脚。
张辽挑选八百名敢死之士，趁东吴军阵尚未稳固，突然打开城门出击。吴军没有料到曹军敢主动冲阵，前列很快出现混乱。张辽率部直冲孙权所在方向，逼得东吴指挥中枢后退。《三国志》记载，张辽曾当面喝问孙权，孙权不敢迎战，只能退避。
这次突袭的关键，不在于八百人杀伤了多少，而在于它击穿了东吴军队的心理预期。孙权原本依仗绝对兵力，准备围城取胜；张辽却用一次主动出击告诉吴军，人数多并不等于能够有效作战。吴军虽重新组织包围，张辽仍率部突围而回。
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撤军时。东吴军队久攻不下，又受到疾病影响，孙权只得下令退兵。张辽判断吴军撤退时队形松散，便再次出城追击。孙权亲自断后，成为曹军冲击的目标，危急之中，凌统率三百亲兵拼死阻挡，才使孙权得以渡过逍遥津水道。
这一战中，凌统的亲兵几乎全部战死，陈武也在战斗中阵亡，宋谦、徐盛等将领所部遭受损失。吕蒙、甘宁、蒋钦等部也参与救援。需要说明的是，史料并没有给出东吴三万伤亡这一确定数字，后世常见的“损失三万”更多是根据战况和记载推算，不能当作毫无争议的统计结果。
但即便不采用这个数字，东吴所受打击仍然严重。损失的不只是普通士卒，还有孙权身边的精锐亲兵和各部将领的骨干。贺齐后来在宴会上痛哭劝谏：“愿以此为终身之戒。”这句话，反映出东吴内部对这场败仗的震动。
孙权并没有因为合肥惨败而失去江东政权。东吴的水军、荆州防线和长江屏障仍在，曹魏也没有能力乘胜渡江灭吴。可是，合肥之战确实暴露了孙权亲自统率大规模陆军时的弱点：判断过于乐观，攻坚准备不足，且对突袭和撤退风险估计不够。
张辽的威名，也由此深入江东军民之中，民间所谓“张辽止啼”，正是对这场战役余波的夸张表达。几年以后，孙权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荆州和长江上游，而没有再发动同等规模的北伐。合肥城没有改变三国格局，却让孙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军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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