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多人伤亡后，粟裕最难的一关，不在战场上。
一九四七年夏，南麻、临朐两仗打完，华东野战军的气氛压得很低。
山东战场上，部队久攻不下，消耗很大。粟裕坐在案前，把检讨写得很重，字里行间没有替自己开脱。
他写到一句：“言念及此，五内如焚。”
这不是客套话。
南麻、临朐的失利，牵动的是整个山东战局。华野后来不得不离开经营多年的沂蒙山区，部队补给、机动、士气，都到了紧处。
粟裕心里清楚。
他不是没打过胜仗的人。苏中七战七捷、宿北、鲁南、莱芜，这些仗已经把他的名字推到华野前台。
可战场从不认旧账。
一仗没打好，过去的胜利挡不住眼前的质疑。
那时的粟裕，在华野负责具体军事指挥。战役部署、战术运用、攻坚协同，许多压力自然落到他身上。
有人说他打仗有时看得不够远，有人把失利归到军事部署和战术问题上。
这话很重。
粟裕没有争。他向中央检讨，请求处分。
桌上的电报发出去，等回音的那几天，才最磨人。
陈毅站了出来。
陈毅的分量，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一九二三年入党，南昌起义后在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井冈山时期，又担任过红四军的重要领导职务。
而粟裕在南昌起义时，还是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的班长。
两个人的资历，一高一低，差得很远。
可陈毅没有拿资历压人。
在粟裕最受压力的时候，陈毅给中央写信，替他分担，也替他说话。陈毅看重的不是一次失利，而是这个指挥员在连续大战中显露出来的本事。
他把粟裕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看。
这句话的分量，粟裕懂，华野也懂。
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没有动摇，质疑声就难再变成风浪。粟裕仍在指挥位置上，继续把部队带向下一仗。
沙土集一战，很快打了出来。
粟裕没有用话辩解。
他用胜仗回答。
可真正考验陈毅和粟裕关系的，还不只是败仗之后的支持。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粟裕又做了一件更冒险的事。
他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提出自己的判断：华野主力暂不急于渡江南进，而应留在中原、华东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电文最后，他用了四个字：“斗胆直陈。”
这四个字不是姿态。
当时中央已有南进设想，希望华野一部渡江，把战争引向江南，牵动国民党军回防。
从全局看，这是一着大棋。
陈毅当时也参与过相关商议。毛主席与陈毅曾研究让粟裕率部渡江南进的问题，陈毅还写下诗句：“稳渡长江遣粟郎。”
一个“遣”字，说明他当时是赞成这个方向的。
可粟裕在前线看见的，是另一番局面。
他认为，国民党军重兵仍在中原、华东一带，人民解放军若能集中主力，就有机会打出更大的歼灭战。
这不是战术小修小补。
这是对既定战略安排提出不同意见。
粟裕把电报发出后，中央很重视。毛主席在电报上逐句圈点，并让周恩来、任弼时和正在中央的陈毅传阅，批示再送回来。
电报在几位领导人手中传阅。
纸上的每一句，都是压力。
粟裕要说服的，不是一个普通上级，而是中央军委已经考虑过的大方向。
如果陈毅这时只说一句“照命令办”，事情就很难再往前走。
可陈毅没有这样做。
他回到华野以后，先是准备动员渡江。可听完粟裕继续坚持留在内线作战的理由后，他没有简单压下去。
他改了主意。
这一步，对陈毅也不轻松。
因为这等于他要推翻自己先前参与过、赞成过的意见，陪粟裕再去争一次。
陈毅不是不知道军令如山。
他更知道，前线指挥员若真看准了战机，也不能因为话难说，就把嘴闭上。
于是，陈毅和粟裕一起去见中央领导。
粟裕把自己的设想摊开：暂不渡江，先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争取打大规模歼灭战。
陈毅在旁边。
这就是支持。
不是拍肩膀说几句好话，而是在战略关口，拿自己的资历和威望，给前线指挥员撑住一片空间。
中央最后采纳了这个思路。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明确粟裕兵团暂不渡江南进，改在中原地区作战。
纸面上只是一个决定。
战局却从这里拐了弯。
往后，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相继展开。华野在中原、华东战场打出的几个大仗，正是粟裕当初所判断的方向。
陈毅和粟裕，一个资历深、威望高，一个善于临机决断、长于大兵团作战。
两人不是没有争执。
真正难得的，是争执之后还能共事；意见不同之后，还能为正确的战机一起承担。
华野被称作“陈粟大军”，这四个字中间，确实不好随便加一个顿号。
陈毅给粟裕的支持，最珍贵的地方也在这里：顺风时夸一句不难，逆风时护住一个人很难；意见相同时并肩不难，自己先改口、再陪他去说服中央更难。
粟裕后来能一次次站到大兵团作战的前沿，靠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也靠组织上的信任。
而陈毅，常常就在信任最需要落地的时候出现。
一九四八年春，中央驻地的窑洞里，电报纸摆在桌上。粟裕把留在中原打大仗的理由一条条讲出来，陈毅坐在一旁，没有把那句“稳渡长江遣粟郎”再往回拉。
他把路让给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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