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马克，南京国民政府拿不出现银，德国人却愿意把军火、机器、顾问一起送来。
这事听着反常。
一边是财政吃紧，一边是德国企业、军火商、军事顾问接连进场。步枪、钢盔、火炮、机床、化工设备，顺着海路和合同往中国走。
钱从哪来？
答案不在南京的库房里，在江西、湖南、广西的矿山里。
一九三四年前后，南京方面最缺的是新式军械。军队番号不少，装备却杂。老枪、旧炮、各地自购的器械混在一起，真要打现代战争，弹药口径、维修零件、训练标准都能把部队拖住。
德国人看得很清楚。
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不只是教队列、改操典。他们盯着兵工厂，盯着铁路，盯着矿产，也盯着中国军队最要命的一件事：能不能把几十万部队按统一标准重新整起来。
塞克特到中国后，给南京方面提出过整理军队的方案。
核心很硬：少养杂牌，多练精兵；与其摊开一百多万旧式部队，不如集中资源训练一批装备统一、指挥统一、后勤统一的新军。
这话不好听。
可南京国民政府要的正是这套东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进逼，中国必须准备一场更大的战争。没有现代军工，前线打几天，后方就断。
德国也不是来做善事的。
一战后德国受凡尔赛体系限制，军工企业需要市场，军官集团需要影响力，工业体系更需要战略原料。钨砂、锑、锡、桐油，这些东西在中国有，在德国却很紧。
钨砂尤其要命。
钨是制造硬质合金、穿甲弹、枪炮工具钢的重要原料。三十年代德国重整军备，对钨的需求迅速上升。中国赣南钨矿，正好卡在德国军工的喉咙上。
南京没钱。
但南京有矿。
一九三四年，孔祥熙同德国方面签下中德易货合同。合同的路子很直接：德国给中国军火、机器和工业品，中国用农矿原料偿还。
纸面上是贸易。
骨子里是互相补短。
中国要枪炮、机床、兵工技术；德国要钨砂、锑矿、市场和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穷，穷的是现金，不是完全没有可交换的筹码。
这就是第一层答案。
不是德国人不嫌中国没钱，而是他们知道，中国可以不用钱付账。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这套交易越做越大。
一九三六年，中德又签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信用额度，中国每年可用其中一部分采购德国军火、机器和工业设备，再用钨砂等原料偿还。
这笔账，德国算得很精。
德国工厂拿到订单，军工企业开动；德国经济部门拿到钨砂，重整军备有了原料；德国顾问团在南京军政系统里说话也更有分量。
南京方面也算得很急。
汉阳、巩县、金陵等兵工厂要改造，中央军要整训，炮兵、通信、防化、光学器材都要补。只买现成武器不够，真打起来，枪坏了谁修？炮弹打完谁造？
德国人于是开始帮建兵工体系。
这比卖枪更深。
卖枪是一笔生意，建厂是把标准、技术、设备和训练一起嵌进去。中国工人学会德式机床，兵工署习惯德式图纸，军队训练跟着德式编制走，往后再采购，自然还会找德国。
这就是第二层答案。
德国卖的不是一批军火，而是一整套军事工业入口。
庐山军官训练团里，德国教官讲战术、操典、筑城、通信。中央军部分部队换上德式钢盔，接受德式训练。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这些部队，后来成了人们熟悉的“德械”部队代表。
可这个“德械”，不能想得太满。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真正按德国标准训练、装备的部队数量有限。大多数部队仍然缺炮、缺车、缺通信器材，甚至连步枪型号都难统一。
钢盔很显眼。
短板也很显眼。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后来接过工作，他对中国抗战准备投入很深。战前，他提出过持久抗战和以四川为最后防地的设想。平津危急、上海开战后，德国顾问仍参与了不少军事建议和训练工作。
但德国国家政策已经变了。
德国一边同中国做军火与原料生意，一边又越来越看重日本。日本占据东北，又在远东牵制苏联，这对德国的战略算盘很有诱惑。
中国这边，是钨砂和市场。
日本那边，是反苏和同盟可能。
天平慢慢倾斜。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德合作还没有立刻断掉。军火、弹药、原料贸易仍在想办法维持。可日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德国外交部门对在华顾问越来越不耐烦。
一九三八年，德国最终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法肯豪森等人离开中国。那些已经运来的钢盔、火炮、机床和兵工图纸，则留在中国战场和后方工厂里。
这就是第三层答案。
德国帮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因为同情中国缺钱；德国继续提供军火，也不是单纯为了中国抗战。它要钨砂，要订单，要远东影响力，也要给本国军工和重整军备寻找出口。
南京国民政府没钱，却有德国急需的战略资源。
德国愿意建厂，是为了让这条交换链更长、更稳、更离不开德国。
等到德国认定日本更有战略价值，这条链子就断了。
一九三八年夏，最后一批德国顾问从中国离开。码头上带走的是顾问团的行李，留下的是德式图纸、机床、钢盔和一批已经学会按新标准生产的中国工人。
军火生意散了，矿砂账本合上了。
炮声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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