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释放令到了重庆，杨虎城却被转进了贵阳。
一九四九年初，南京的电报、重庆的报纸、各方的和谈声浪，像一束光照进铁窗。外面的人以为，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终于要出来了。
可杨虎城没有走出牢门。
他等来的，不是自由，是转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临潼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局势转了弯。
蒋介石回南京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先被解除兵权，又被迫出国考察。
卢沟桥事变后，杨虎城人在海外。他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回国抗战，蒋没有准。后来宋子文来电劝他自动返国，身边人也劝他别回来。
杨虎城还是回来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经香港踏上国土，很快被军统控制。南昌、益阳、息烽、重庆杨家山，十二年，他就在这些秘密囚室里被挪来挪去。
他曾质问当局：“我杨虎城回国抗日，何罪之有？”
没人回答他。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局势变了。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李宗仁要同中共和谈，先得拿出诚意，释放政治犯便成了最醒目的动作。
张学良、杨虎城的名字，正在这张名单里。
于右任曾追着蒋介石问，能不能在离开南京前下个手令，把张、杨放出来。蒋介石把话推回去：“你找德邻办去！”
德邻，就是李宗仁。
李宗仁办了。他用代电和亲笔信，分别指示顾祝同、陈诚、张群、重庆市长杨森等人，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还准备派专机到重庆接杨虎城。
这一步看起来很硬。
可真正管钥匙的人，不在李宗仁手里。
张学良在台湾，警卫由保密局控制；杨虎城在重庆，实际看管也在特务系统手中。李宗仁有代总统名义，蒋介石却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溪口遥控。
一明一暗，两套权力。
陈诚接到李宗仁电报后，曾向蒋介石请示，认为张学良“释之无关重要”。蒋介石复电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有释放命令到台湾，可以暂不回复，或者说不知张学良在哪里。
这不是手续问题。
这是明着抗命。
重庆这边，更要命。李宗仁知道杨虎城在重庆，便给杨森下令，要他释放杨虎城。重庆版报纸也刊出了消息，杨虎城在狱中看到，终于以为出狱有望。
可杨森是重庆市长，也是地方军政要人。他没有按李宗仁的命令去接人，反而把问题推给了“找不到”“不清楚”。
这一推，推掉的是杨虎城最后一次活路。
真正动手的，是保密局。
蒋介石不许放人，毛人凤便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徐远举到戴公馆，要把杨虎城转移到贵阳。杨虎城当场发火，说李代总统要释放他，为什么还要转地方。
他说：“我不是小孩。”
他不愿走。
于是周养浩出面劝他。周养浩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又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任职，杨虎城对他相对熟悉。周养浩编出一套话，说蒋介石不愿让李宗仁放人，暂时移往贵阳，以后送台湾，再和张学良一起释放。
杨虎城信了。
飞机飞向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同行的有秘书宋绮云、宋的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还有副官、卫士等人。
自由又远了一步。
到了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飞到重庆，部署西南残局。前线大势已去，他没有放过这个被囚十二年的抗日将领。
九月，命令落到保密局。
杨虎城从贵州被押回重庆。特务周养浩谎称蒋介石要同他谈西北问题，把人骗上路。九月六日晚，杨虎城和十九岁的儿子杨拯中到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杨拯中手里还捧着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
这只骨灰盒，是一个家庭被囚禁多年的最后证物。
屋里等着他们的，不是会见，是匕首。特务为避免枪声，选了刀。杨拯中先被害，杨虎城随即遇害。两个多小时后，宋绮云一家和杨虎城幼女杨拯贵也被押到戴公祠，相继遇害。
小萝卜头宋振中，只有八岁。
几具遗体被埋进花坛和预先挖好的坑里。几天后，上面打了三合土，种花草，掩人耳目。
一纸释放令，就这样被碾碎了。
碾碎它的第一只手，是蒋介石。李宗仁已经以代总统名义发令，蒋介石却不交出特务系统，也不交出人。他从溪口、台湾、重庆之间发号施令，决定张、杨不得恢复自由。
第二只手，是保密局。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把“释放”变成“转移”，把“转移”变成“处决”。他们知道命令来自谁，也知道结果是什么。
第三只手，是重庆地方军政系统。杨森接到释放要求，却没有推动执行。身为重庆市长，他不掌握最后刀柄，却守住了那道门。门不开，人就出不去。
这就是他难逃的罪责。
重庆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知情特务指引下，杨虎城父子的遗体被发掘出来。花坛下面，大、小遗体和骨灰盒重见天日。
十二年前，杨虎城回国，是想上抗日战场。
十二年后，他没有等到释放令兑现，只等到歌乐山松林坡的一扇门关上。那扇门后，纸上的命令败给了枪口和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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