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天，北京一处住宅院落里，37岁的李鹏半蹲在两个孩子中间，身旁没有会议桌，也没有工作文件，只有一辆儿童三轮车和一匹小木马。这张照片后来格外引人注意。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1965年的李鹏尚未担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职务是他在1988年才开始担任的。照片中的他，仍是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的干部。
画面左侧，6岁的李小鹏骑着三轮车，神情显得安静；右侧，2岁的李小勇坐在木马上，身体还带着幼童的稚气。李鹏没有摆出严肃姿态，而是微微弯腰，像是在照看两个孩子。那一刻很普通，却把一个家庭的日常留了下来。
李鹏与朱琳于1958年7月10日结婚。次年6月7日，长子李小鹏在北京出生。孩子出生时，李鹏正在吉林丰满发电厂工作，任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没能守在妻子身边。对当时的技术干部而言，电厂工作责任很重，设备运行、生产调度，件件都不能耽搁。
朱琳怀孕五个月后，才在家人催促下从丰满回到北京待产。赵君陶对儿媳的身体十分上心，常陪她去医院检查。临近分娩时，朱琳乘公交车外出，车辆突然刹车，她受到惯性影响后出现出血，赵君陶立即将她送往协和医院。
起初，医生认为还可以观察。几天后复查，情况却突然变得严重，朱琳羊水破裂，大人和胎儿都面临危险。赵君陶十分焦急，想到邓颖超与李家的深厚交情，便向她求助。
邓颖超接到消息后，马上联系林巧稚，请她参与会诊。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面对复杂情况，她曾询问赵君陶：“大人和孩子，保哪一个？”
赵君陶回答得很坚决：“请您尽最大努力，大人和孩子都要保。”
6月7日，朱琳终于生下男婴，体重不足5斤。李鹏接到母亲打来的平安电话后，情绪难以自持。这个出生过程并不顺利的孩子，后来成为家中长子。1961年6月1日，朱琳又生下女儿，取名李小琳。1963年9月6日，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出生，是个男孩，家人听取赵君陶的意见后，为他取名李小勇。
照片里的两个男孩，一个已经会骑三轮车，一个还只能坐在木马上。三个孩子年龄相差不大，家庭生活自然少不了忙乱。但李鹏工作越忙，对子女的要求反而越明确。他不靠空洞说教，而是用自己的生活习惯影响孩子。
李鹏坚持写日记，几十年没有中断。对孩子来说，父亲下班后伏案记录，可能只是家中常见的一幕，却让他们逐渐明白，做事要有计划，也要对自己的经历负责。李小琳后来回忆，父亲意志坚定，做事认真，许多事情都亲自完成。
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也常被外界误解。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参加过南昌起义，1931年9月在海南牺牲，年仅28岁。此后，周恩来、邓颖超曾关心和帮助许多革命烈士子女，李鹏便是其中之一。李鹏在回忆录中明确说明，自己并非周恩来的养子，他们之间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这层情谊延续到下一代。朱琳生产遇险时，邓颖超及时联系名医，体现的不是特殊身份的炫耀，而是老一辈革命者之间长期形成的信任与照应。至于那张北京合影，它没有记录重大会议，也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父亲、两个孩子，以及一个家庭在特殊年代里的片刻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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