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特赦后的杜聿明在北京重见郭汝瑰。多年旧事重新摆到桌面上，杜聿明感慨道：“我们吃的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只是淡淡回答：“各为其主嘛。”
这句对话看似平静，背后却藏着淮海战役中最复杂的一层关系。杜聿明早就怀疑郭汝瑰，只是他的提醒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判断，更没有改变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
郭汝瑰并非普通参谋。他毕业于陆军大学，长期从事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工作，业务能力很强。1947年3月，在陈诚推荐下，他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负责作战计划。这个位置，能够接触大量机密，也能影响数十万军队的调动。
孟良崮战役前，国民党军内部曾召开过重要军事会议。郭汝瑰参与其中，会议内容随后被秘密传递出去。1947年5月，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张灵甫战死。此后，郭汝瑰在军中的地位没有下降，反而更加受到重视。
原因并不神秘。他的方案写得漂亮，兵力分配、道路选择、后勤补给都能自圆其说。更关键的是，他为人清廉，办事干练，在一个派系林立、彼此猜疑的环境里，这种形象很容易获得信任。
1948年7月7日，顾祝同再次邀请郭汝瑰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此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作战厅成为国民党军最高指挥机关的重要参谋中枢。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禧等人，都认可郭汝瑰的军事判断，蒋介石也对他的计划颇为满意。
问题在于，计划本身越周密，泄密后的后果就越严重。
据相关回忆和史料记载，郭汝瑰将重要情报送出，使对手能够提前掌握国民党军的部署。于是，纸面上环环相扣的计划，到了战场上却变成了一个个可以被利用的目标。军队按照命令集中，解放军则利用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逐一分割围歼。
杜聿明不是没有看出危险。淮海战役前，他曾反对郭汝瑰重新主持作战计划，并向顾祝同提出疑问。顾祝同却认为他“疑神疑鬼”，坚持相信郭汝瑰。杜聿明后来回忆，自己接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主任时，几乎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这不是夸张。徐州方面原本存在向蚌埠方向转移、保存主力的设想，但蒋介石和顾祝同最终选择了守徐州。1948年11月4日，顾祝同与郭汝瑰到徐州传达命令，要求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向徐州附近集结，同时调动各绥靖区部队西撤或靠拢。
命令听起来是在集中力量，实际上却使各部队逐渐挤进了一个狭窄区域。11月6日，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等待撤退和转进命令时，已经察觉到形势不对。他对前来视察的李以劻说，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不断变化，弄得部队被动，实在令人伤心。
黄百韬还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在他看来，前线官兵并非不愿作战，而是上级命令反复，彼此之间又缺乏真正的配合。这样的军队，遇到强敌时很难形成合力。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被歼，黄百韬自杀身亡。12月15日，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歼，黄维被俘。到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突围失败，邱清泉战死，杜聿明被俘，李弥率部逃脱。
杜聿明还曾设计突围方案，并两次派参谋长舒适存前往南京求见蒋介石。但由于郭汝瑰参与接待和安排，许多真正的意见难以当面讲出。等蒋介石看到杜聿明的方案时，战场形势已经无法挽回。
值得一提的是，郭汝瑰的作用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个人决定了一场战争”。淮海战役的结果，还受到指挥失误、派系矛盾、后勤困难、军心涣散等多重因素影响。只是他身处关键位置，掌握关键情报，又能持续影响决策，这才使他的身份显得格外特殊。
杜聿明后来追问：“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郭汝瑰点了点头。杜聿明又问：“是谁告诉你的？”郭汝瑰没有回答。两位旧日同僚之间，留下的不是争辩，而是一场战败之后迟到多年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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