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陈赓大将的病情突然恶化。电话接到广州时，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央会议。这个消息来得太快，连一向沉着的总理也久久没有说话，只交代身边人员：“把情况弄清楚，马上报告。”

陈赓并不是毫无预兆。1957年，他曾因心脏病住院；1960年，旧疾再次发作，医生明确劝他减少工作，不能再熬夜操劳。可对这位从战场上走出来的将领而言，真正离开工作并不容易。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国防建设却不能停下。陈赓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负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学校涉及航空、导弹、原子能、电子等专业，许多工作刚刚起步，既缺设备，也缺教师，能依靠的只能是少数有经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常说：“工作总得有人做。”话不多，却很有分量。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疗养，他仍惦记着部队建设和军事教育，手边放着作战总结材料，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陈赓对生活要求很低。困难时期，医护人员按照规定给他增加营养，他却经常把分到的肉、蛋、奶让给身边工作人员。这样的做法未必符合严格的医疗要求，却能看出他的性格：自己能扛，就不愿让别人为难。

病房里的陈赓，和战场上的陈赓判若两人。年轻时，他以机敏果敢闻名，能在危急关头想出办法；年纪大了，身体已经发出警告，他仍把心思放在军队、学校和干部培养上。不得不说，这种责任感既是他的力量，也加重了身体的负担。

消息传到沈阳时，陈锡联正在主持军区工作。两人不仅是长期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还有一层特殊的亲属关系。陈赓的妻子王根英牺牲后，陈赓曾帮助她的妹妹王璇梅与陈锡联建立家庭，两家由此结成了姻亲。

周恩来很清楚陈锡联与陈赓的关系。电话中，他没有作过多铺陈，只交代了一件急事：“陈赓同志走了，你先去北京。”陈锡联听完，立即着手赶赴北京，随后参与处理治丧事务。

对陈锡联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工作调动，更像是送一位老战友走完最后一程。治丧中的每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遗像、会场、接待和追悼会安排，看似琐碎，实际牵涉许多方面，容不得半点疏忽。

陈赓逝世时年仅58岁。3月25日，北京举行追悼会，周恩来从外地赶回，在遗像前停留良久。陈赓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在军内有着很高威望。

但陈赓留下的影响，并不只在战场。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筹建，陈赓受命主持相关工作。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却坚持把基础学科和尖端技术放在重要位置，反复强调军队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文化。

哈军工后来培养出大批工程技术人才，许多毕业生参与了新中国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陈赓看重的，不是学校一时的声势，而是能不能给国家留下真正有用的人才。这种眼光，决定了他办学时不满足于短期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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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陈赓晚年仍在整理作战经验。他关心的不只是过去怎样打仗，更在思考现代战争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武器装备、通信技术、指挥效率，这些内容逐渐成为军队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的突然离世，使军队失去了一位能打仗、懂教育、重视技术的将领，也让许多正在推进的工作少了一位熟悉全局的人。那一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国防建设又处在关键阶段，陈赓的离去，确实令人措手不及。

追悼会之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仍在继续，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也没有停下。陈赓没有留下漫长的晚年，却把最重要的精力用在了军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上。遗留下来的文稿、学校制度和一批批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成为他参与那段历史的具体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