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从未忘记·国货抗日】国货：肇新瓷|国货|大连|杜重远|沈阳市|瓷器|肇新瓷

国货故事

瓷名肇新，唯有爱国

——杜重远和他的“爱国瓷”

□詹德华

对于如今的瓷器爱好者来说，如果能收藏一件肇新窑的瓷器，是一件比较让人兴奋的事情。肇新窑，是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化瓷器生产的发轫者，东北地区（沈阳）重要的工业化瓷器生产企业。在中国几千年的陶瓷史中，肇新窑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工艺，加之创始人杜重远先生的传奇经历，让肇新窑的知名，有别于其他名窑。更为重要的是，杜重远的爱国情怀也体现在瓷器的设计上。他将“提倡国货”画在瓷盘上，因此肇新窑业出品的瓷器也被称为“爱国瓷”。

一、重远图强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1898年生于怀德县（今公主岭）杨大城子镇凤凰岭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考入沈阳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改名重远。

▲杜重远

在距离杜重远老家不到10公里的怀德县毛城子镇西炭窑村，走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爱国将军——抗日名将马占山。在杜重远出生前一年，怀德县南崴子乡大泉眼村出生了一个女娃。这个奇女子就是大富翁于文斗的爱女，后来成为了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原配妻子——于凤至。

杜重远出身寒门，从小聪明好学刻苦用功，基本是靠奖学金完成的学业。在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堂学习期间，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消息令杜重远抑郁忧闷，三四天不吃不喝，“寝食俱废者三四日，自恨没有百万雄兵，扫荡三岛以泄胸中的积愤”。

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二十一条”的热潮中，杜重远苦寻救国之路。一天，他偶然在一本窑业杂志中看到一篇载有日本人在大连办一座大华窑业会社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年轻的杜重远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想到日本人掠夺我国的丰富原料生产瓷器，占据我国市场，令人痛心”。杜重远深感“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重振祖国的陶瓷业。

1917年，已回乡就业的杜重远考取官费留学，东渡日本，最后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专业，终于遂了他振兴祖国陶瓷业的雄心。学习刻苦的杜重远深知这次留学机会的珍贵，因此，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很快在成绩上就成为了佼佼者，加之仪表堂堂，满腹知识与抱负，让杜重远成为了时代有为青年的代表。

虽然抱着实业救国的壮志前去学习，但杜重远天生就是一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杜重远在日本求学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1923年是旅顺、大连租借期满的一年，然而北洋政府不但没有收复之意，反而默许日本企图展延租期为99年的要求。杜重远于1922年组织东京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带头高呼“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还我旅大”等口号。这一年春假期间，以杜重远为首的二十几名代表，组成收复旅大宣传队回国宣传。

二、日陶倾销

从清末民初开始的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尤其是东北所进行的瓷器倾销，使中国陶瓷生产面临崩溃的边缘。当时中国瓷器不仅质量大不如日本，而且还次于欧洲英、法、德等国的瓷器。民国初年英、德、日等国的瓷器已完全机器制造，不仅款式多样，质地优良，且成本低廉。尤其是日本瓷器，质优价低，已成为世界的瓷器出口大国。于是在中国市场上，国产瓷逐渐退出，洋瓷大行其道。

由于机制洋瓷器大肆泛滥于中国市场，遂使一向以手工业制造的中国瓷器濒于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在当时的沈阳，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与经济双重侵略。以陶瓷为例，20世纪20年代初期，“质美价廉”的日本等西方机制陶瓷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北市场，而且日本企业还在中国大陆建厂，其中主要的厂家就是于1920年在大连建立的大华窑业，生产制造碗、盘、茶壶、痰盂、烟灰缸、瓷筒等。之后他们又以合股的形式在北京、海城等内陆城市相继扩张，中国的陶瓷业在东北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比中原，比江南来得更猛烈，市场也更为惨烈。

在砖瓦工业方面，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建立“营口砖瓦制造所周水子工场”。1908年在奉天建立官立造砖厂。在洋瓷物美价廉、洋砖瓦也逐渐被外国资本侵占、国产窑业凋敝冷落之时，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对传统制瓷行业进行现代工业化改造是唯一的出路。于是，肇新窑业就是在此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瓷器倾销和民族瓷业勃兴的背景下诞生了。

三、肇新崛起

1923年，26岁的杜重远学成回国。当时，正值东北人民反日运动高涨，社会有识之士积极提倡国货。杜重远谢绝了许多人劝他做官的建议，立志以所学专业贡献于祖国，坚持要经营瓷业，在沈阳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陶瓷厂，抵制日本陶瓷对中国市场的占领，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

虽然只是一个留学归来的穷学生，但杜重远并没有熄灭心中的实业强国梦。他四处奔走，筹集到6000元，在城北小二台子购地60亩，建成五间草房和生产青砖的旧式马蹄窑一座，定名为肇新窑业公司。为了公司发展，杜重远投亲访友，寻求支持。因缘际会，杜重远结识了被誉为“辽宁（奉天）现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的张志良，而这位张会长恰巧又是杜重远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张汝贤的父亲，于是张志良答应杜重远出资相助。

在张惠霖创办的公司中，投资给杜重远的“天使基金”，也是收益最大的一笔投资，在他的商业版图中，继八王寺汽水、惠临火柴等产品外，也成就了一个著名企业——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杜重远的四方奔波和沈阳市各界人士的支持下，1923年5月1日，在沈阳的小二台子，一座代表当时先进工艺和民族精神的工厂逐渐建成。工厂取名“肇新窑业公司”。“肇新”，意即“始新”，以“肇新”为窑业之名，即想以此开创中国民族工业新局面，达成以实业救国之目的。

肇新先以技术含量低的砖瓦做起，机制砖瓦，很快见效。当时恰逢沈阳建沈海站、辽宁总站、东北大学、兵工厂等，于是肇新窑业公司的红砖大量用于这些建筑。一批批红砖从工厂里运送出来，变成了当时正在建设的沈阳城的一座座建筑。

四、由陶至瓷

1927年3月，杜重远选为沈阳商会的副会长。这一年，肇新窑业开始扩建瓷厂。由陶转瓷，对于肇新窑业来说，是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与一般手工业技术不同，机制瓷器必须有几百名技术工人，不得已，杜重远又去大连访问日本技术人员安田乙吉。安田和杜重远曾经是同学，清末在湖南醴陵创办瓷厂，颇有声誉。杜重远三下大连请安田来沈帮助建设瓷厂。安田来厂后设立小型试验场，领导试验仿制大华瓷厂的各种产品。随后又通过各种关系，在大华瓷厂选择技术工人28名，答应工厂开工即来厂工作。

正式开工伊始，即发生与日本人开设的大华瓷厂的纠纷。由于肇新开工，大华瓷厂早有预约的技术工人都来肇新厂工作。不料大华瓷厂其他中国工人也纷纷辞职要来肇新，使大华瓷厂几乎停工。大华瓷厂经理人向日本领事馆控告，称杜重远用高薪诱惑他们的工人。日本领事馆派员带领大华瓷厂人员，偕同奉天交涉署人员来肇新厂，要求交回大华瓷厂工人。杜重远义正词严地说：“我厂所用的工人是中国人，都是自己来的，不是我们从你厂找来的，为什么要交回大华瓷厂呢？”

日本人纠缠交涉达两个月之久。最后由交涉署从中调解，肇新不再采用大华瓷厂工人了事。开工之初，产品质量优良，博得各界称赞，但正式开工大批生产后，由于工人工艺不熟，烧出的瓷器颜色灰黑，光泽暗淡，不受欢迎。安田负责技术指导，本应努力研究加以改良，但他竟以生病为由回了大连，数月不归。公司同事大为颓丧，肇新窑业陷入了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杜重远亲自动手，细心研究，反复试验，经半年时间，终于在1929年8月16日获得成功，产品色泽优美，花纹新颖，足可与日本瓷厂产品一比高低。

五、打破垄断

办实业的同时，1928年杜重远就领导过抵制日货运动，他将“提倡国货”画在瓷盘上，因此肇新窑业出品的瓷器也被称为“爱国瓷”。小小的瓷盘上面，是传统的青花图案，但图案上的童子，摇动的一面旗帜上，显示的却是“提倡国货”，这种融汇了传统与现实的画面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更何况，其背后蕴含的巨大意义。

▲肇新窑业出品的“爱国瓷”

因为肇新窑业公司的异军突起，民族瓷器工业夺回了被外资几乎垄断的瓷器江山。肇新窑业巨大发展，让日本企业在东北瓷器的地位一落千丈。经8年努力，肇新窑业公司成为中国北方最知名的陶瓷企业，那个时期，东北日用瓷器生产唯“肇新一帜”，初步实现了杜重远“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的远大抱负。

到了1928年以后，肇新窑业的瓷器已基本占领东北市场，1930年生产瓷器已达800余万件。进入1930年，肇新窑业已完全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民族品牌基本取代了日本等西方陶瓷产品。彼时的东北，甚至可以说是家家都有肇新瓷。肇新窑业的瓷器生产将传统手工业与现代机制结合起来，不管是杯、碟、碗、壶等日用瓷还是瓶、罐、盘、盒等工艺器，在器型上种类齐全，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肇新的生产和工艺创新能力。

在肇新的带领和鼓舞下，整个东北陶瓷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到1929年，当时的奉天市就有大小窑业50家，总资本达120余万元，工人有3200余名，瓷器产量达500余万件，砖产量3600余万块。肇新瓷器不仅质量不次于日本瓷，且价格低廉，因此深受国人的喜欢，在肇新成立五年之后，终于将日本瓷逐出了东北市场，致使日本陶瓷企业不得不放弃日用陶瓷生产，而改制耐火砖，试制瓷炮弹和生产军用骨灰盒。

一件件的机制陶瓷，这个叫作肇新窑业的工厂源源不断地走入了中国人的家庭，“肇新”两个字，成为了响当当的名牌，也成为了爱国的代名词。

六、惊天事变

谁能想到，这样红火的局面，在1931年9月18日之后戛然而止。

杜重远把日本陶瓷从东北市场上赶了出去，又身为奉天商会会长兼任奉天窑业工会会长，日本人对他自然恨之入骨。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杜重远正好不在沈阳，住在天津旅馆。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特约杜重远和孙季贤旁听平、沈之间的重要通话。杜重远听到“不抵抗”命令后，心情非常沉重，夜不成眠。9月20日，杜重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沈阳，决心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在杜重远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杜重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回到肇新窑业的过程——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回到沈阳后，杜重远发现，肇新窑业暂时还在运作，恰在此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沈阳，经他邀请参观了城外的公司，看见全体员工仍在兴奋工作，这位银行家甚为感动。受到张公权的鼓励，杜重远最初以为还可以坚持下去。不过，坏消息不断传来，日本人下令通缉他，他只得忍痛告别自己一手创立的肇新窑业公司。

在杜重远的生命中，陶瓷只是其事业的一部分。杜重远作为著名的爱国人士，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历史意义

中国机制陶瓷业的先驱

虽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让杜重远与肇新窑业的实业救国梦终止，但是肇新窑业对东北陶瓷业乃至民族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能也不该被忘记。

肇新窑业开创了东北陶瓷业机器加工的先河，也是中国机制陶瓷业的先驱。肇新窑业无论是在生产、管理、推销、培训还是在员工管理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且领风气之先。创办人杜重远先生，不仅是一位非常有经营理念的民族工业的实业家，更是一位充满了爱国热情的民主斗士。

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也是因为其顺应时代发展，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同时，更因为英雄人物本身的创业冲动、爱国情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才能成就非凡事业。

肇新窑业的创办与发展，以致最终成为中国工业制瓷的领军企业，其中因素多种，但最重要的是有创办人杜重远这位具有民族情结与专业技术的爱国实业家。

肇新窑业的成功，是东北有识之士在民族实业上的一次胜利，也是东北人民使用国货愿望的真正实现，更是对日本进行经济侵略野心的沉重打击。从而为国家挽回了许多利权，为民国时期的民族工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