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只要聊到九一八事变，绕不开的就是这两个核心疑问，日本为什么要悍然挑起事变，那份备受争议的不抵抗命令，究竟出自谁手。这么多年各种说法来回交织，很多人容易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把全部因果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但翻看当年留存下来的档案、当事人回忆，能看到一堆盘根错节的现实，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对错就能概括全部经过。
进入1929年，全球经济大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农村也陷入萧条。日本国内矛盾积压严重，军部不少人就把对外侵略当成转移国内危机的出路，他们笃定，拿下东北，就能获取资源，缓解国内的困局。事变爆发之前，东北接连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间谍，化装潜入兴安屯垦区测绘军事地图，被东北军抓获后处决。关东军刻意隐瞒中村间谍身份，抓住这件事大肆炒作，在日本国内煽动反华情绪，为军事行动制造舆论。当时日本内阁并不希望立刻爆发大规模战争，担心引发国际社会干预，可是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已经暗中筹划武力占领东北，私下制定完整作战方案。即便东京方面发来劝阻电报，他们依旧执意执行计划；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军部高层迅速追认既成事实，内阁已经无力约束军队行动。很多人以为是日本全国已经定好全盘侵略计划才动手，实际当时东京内部还有不同声音，关东军是赌一把，赌中国不会全面抵抗。
再把视线转回国内，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接管东北军政大权。年纪尚轻的张学良接手的局面并不轻松，东北军内部很多元老都是张作霖旧部，对他并非完全信服。之后东北易帜，形式上归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只是名义统一，中央没有实际掌控东北的财政、军队。中原大战爆发之后，1930年张学良率领十几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取得胜利，大批精锐就此留驻华北平津，没有返回关外，九一八前夕，东北本地留守的部队兵力分散，沈阳的守备力量并不充足。
那个阶段南京国民政府现实的施政倾向是优先处理国内局势，面对日本在东北的步步挑衅，并不想立刻和日本全面开战，寄希望国际联盟进行外交调解。张学良同样抱有这种期待，他很清楚，一旦和日本大打，南京很难拿出实打实的兵力物资支援东北。他亲身经历过战争，清楚现代战争的损耗，也顾虑北方苏联的态度，多重现实摆在面前，让他不愿意轻易开启战事。张学良晚年多次口述回忆，明确北大营不抵抗的指令，是他本人下达，蒋介石并没有发来不抵抗手谕。事变之前南京方面曾发电告诫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但当夜的处置决定由张学良独立做出。他当时判断这只是日方寻衅滋事，想用退让避免冲突升级，以为靠着外交斡旋，就可以把事件限制在局部，完全没有料到关东军的目标是直接吞并整个东北。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嫁祸东北军，随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接到不主动还击、避免事态扩大的指示，部分官兵突围撤离，沈阳迅速陷落。沈阳城丢失之后，东北兵工厂、大量军火物资、储备银两全部落入关东军手中，这些物资反过来被日军用来攻打东北其他城市。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汇报情况，依旧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停，没有下令关内东北军回师东北反击。辽宁、吉林快速失守，黑龙江的马占山率领部队打出江桥抗战，给日军造成打击，但是孤军作战，缺少后援，最后还是难以坚持。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内舆论哗然，张学良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大批东北故土沦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东北军官兵心里满是思乡之痛，很多人厌恶内战，一心想要打回老家。这一段过往，也成为之后西安事变重要的历史诱因。南京国民政府寄望的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报告书虽然认定日本属于侵略，却提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没有有效的强制制裁手段，日本拒绝接受报告，直接退出国联，外交调停彻底宣告失效。
不能把九一八的爆发简单归为某一个人的错误，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军部失控的扩张野心是发动事变的根源，而当时中国尚未真正统一，各方力量分散，对对手野心严重误判，外交手段无力，多重条件叠加，最终酿成这场深重的国难，这次事变也揭开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序幕，给整个国家民族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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