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鸡汤洒了。

是脱手摔下去的,瓷碗在水泥地上碎成几瓣,汤水溅了她一裤腿。她没躲,也没弯腰去擦。

“爹,你说啥?”

我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抖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说:“水库那边出了事,投进去的钱,全赔光了。”

她愣在那里,像没听懂我的话。过了好一会儿,她嘴唇动了动,声音干涩得厉害:“那……那可是几百万啊。”

我没接话。烟雾往上飘,呛得我眼睛发酸。

第二天一早,她就开了车来。说是县城新开了一家养老院,条件好,让我搬过去住。贾亮把我的衣服塞进编织袋,连拉链都没拉好,就催我上车。

车子开出村口时,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路边抹眼泪。可那眼泪是为我流的,还是为那些钱流的,我不敢想。

我摸了摸贴身口袋里那三本新证。她不知道,那三套房子,早就换过名字了。

鱼塘被征收那天,我一个人在塘边坐了很久。

头顶上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水面发白。

我养了大半辈子的鱼,从三十岁出头开始,一瓢水一瓢水喂到今天,塘里的鱼有多少条,哪片水深的鱼爱聚窝,我闭着眼都摸得清。

可这些鱼很快就跟我没关系了。

高速路要从这儿过,鱼塘连带着旁边那几亩地,全在征收范围里头。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老屋的床上,听着外头风吹草叶的声响,心里空落落的。

老伴走了五年,这屋子就我一个人住。

过去她还在的时候,我喂鱼回来,她总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炖着豆腐,灶上煨着米酒,屋里屋外都热腾腾的。

如今冷锅冷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摸了摸床头的电话。

老伴生前总念叨,就玉贞一个闺女,你得多跟她走动走动。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

那头响了好几声才接,陈玉贞的声音带着些不耐烦,说爹,这么晚了有事?

我说:“也没什么大事。那个鱼塘,可能要征了。”

那头沉默了一瞬,再说话时声音就变了调,热络了许多:“征收?补偿谈了吗?赔多少钱?”

“还没定。”

“爹,您可得留个心眼,”陈玉贞的声音压低了,“这种事儿,您一个人吃亏了都不知道喊。”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跟五年前老伴出殡那天一模一样,那时候她也是这么跟我说话,说爹,您别难过,有我在呢。

第二天中午,陈玉贞和贾亮就开着车回来了。

贾亮进门就拎着一箱牛奶,一箱水果,堆着笑喊爹。

他穿了件新衬衫,头发梳得油亮亮的,一看就是特意拾掇过的。

陈玉贞挽着袖子进厨房,说爹您歇着,中午我来做。

我在堂屋里坐着,贾亮坐在对面,东一句西一句地跟我说话。

先说县城现在房价涨得厉害,又说哪个同学做生意发了财,兜来转去,最后还是落到了鱼塘上头:“爹,这回征收,光补偿款得好几百万吧?”

我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没抬头:“还没算清楚。”

“我听人说,那边是按照面积加养殖产出一起赔的,您这塘子几十年的老塘了,鱼苗投了不少,怎么着也得上千万。”贾亮的眼睛亮晶晶的,像看见鱼食的鱼。

我把茶杯放下,说我累了,去躺会儿。进了里屋,门关上,我在床沿坐了半天。外头贾亮的声音低低的,在跟陈玉贞说着什么,听不真切。

我打开柜子最底下的铁盒子,从里头摸出一张存折,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上面那串数字,说实在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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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纸糊得厚,透进来的光昏黄昏黄的。

我把存折放回铁盒,锁好,塞回柜底。

铁盒旁边的旧盒子里,压着老伴生前的一张相片,她穿件蓝布衣裳,站在鱼塘边笑,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水光。

我看了很久,把相片放回去,合上柜门。这钱该怎么用,给谁用,我心里还没个章程。可我不想让闺女觉得,我跟她之间只剩下钱了。

陈玉贞连着来了三天。

第一天带来一件羊绒衫,说县里商场打折买的,让我试试。

我穿上,袖子短了一截。

她说没事没事,爹您骨架大,回头我去换个码。

第二天带来一罐药酒,说是泡了半年的跌打酒,让我揉膝盖用的。

我膝盖是老毛病了,雨水天酸痛得厉害,她这罐药酒倒是送到了我心坎上。

第三天她没带东西,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忙了一下午,把我堆在墙角的旧木料归拢好,又把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修剪了枝杈。

傍晚我喂鱼回来,看见她蹲在水龙头底下洗手,指缝里全是泥土,后背的衣裳湿了一片。

我看见她白头发也冒出来了,鬓角那儿,细细密密的,灯光底下看得分明。

心里忽然软了一下。

我想起她小时候,也爱在院子里蹲着玩泥巴,扎两个小辫子,一蹲就是一下午。

晚饭是在院子里吃的。

我炒了两个菜,她烫了壶米酒。

贾亮没来,说县城那边有个饭局。

陈玉贞给爹倒上酒,自己也倒了半杯,喝了一口才说:“爹,贾亮欠了些债,压得紧。”

我筷子一顿,没说话。

“也不多,就是前几年包工程的时候亏的,这些年利滚利,越滚越大,”陈玉贞低头夹菜,“他那人好面子,又不肯跟别人张口……”

她说到这儿就停了。我看着她的头顶,半晌问:“欠多少?”

“三十来万。”她声音低了下去。

我没接话。

隔天下午,我从银行取了钱,用信封装好,放在她车的副驾驶座上。

她走的时候没看见,到家才发现,打了个电话过来,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爹,等我缓过来这阵子,一定还您。

我说别哭了,自己闺女,说什么还不还的。

挂上电话,我坐在院子里,把最后一口烟抽完。

那时候我是真觉得,闺女还是我的闺女。

那些钱算什么,只要她日子过得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可我没想到,三十万填上了,后面还有个更大的坑等着我。

贾磊放暑假来了村里。

我外孙,十七岁,刚高考完,考得不错,省城那所大学稳了。

他从小就喜欢跟我待着,小时候暑假来我这住,光着脚在塘边捞小鱼,裤子卷到大腿上,晒得黑不溜秋。

那天他帮我在塘边喂鱼,喂着喂着忽然说了句:“外公,我爸现在可神气了,天天跟人说他要在县城最贵的小区买房子。”

我手里的瓢停了一下。

“他前阵子跟我妈说,等外公这边的补偿款下来了,就换个大平层,全家搬进去住。”贾磊没注意到我的神情,还在往水里撒饵料,鱼群围过来,水面噼里啪啦地响。

我问:“你爸跟你说的?”

“我偷听的,”贾磊嘿嘿笑了笑,“他喝多了酒,跟我妈嚷嚷来着。还说……”

他忽然住了嘴,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还说什么?”

“还说外公年纪大了,钱放您手里不放心,不如让我妈管着。”贾磊把瓢放下,蹲在塘边搓手,声音也放轻了,“外公,我跟您说,您别不爱听。我爸那人,您别太信他的话,他就是图钱。”

我看着外孙的后脑勺。这孩子跟他妈长得像,一样圆脸盘,厚耳垂。可这话从十七岁的嘴里说出来,让我心头一酸,一晚上没睡安稳。

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起贾亮那一张笑脸,想起陈玉贞那天在院子里蹲着忙活半天,想着想着,心口就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又想起邓有才说过的话。

他上回来村里看我,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坐着喝茶,说你闺女那女婿,我瞧着不太地道,你要留心。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可贾磊这番话像一把锥子,扎醒了我。

第二天我给邓有才打了个电话。

他退休多年,在县城待着,儿子在外面工作。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沙哑沙哑的,听了我的话沉默半晌,才说:“老陈,咱们这把年纪了,什么事都得往最坏处想。”

我说知道。

“你家那三套房,加上你县城那几间铺面,再加上补偿款,总的身家可不少,”邓有才的声音沉下来,“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这些落在谁手里,你心里得有个数。”

我没吭声。“行,我琢磨琢磨。”

挂了电话,我坐在门槛上,背靠着老屋的木门框,看着院子里的枣树。树上结了青枣,还没熟透,风一吹,枝叶沙沙地响。

住院是个意外。

那天我去镇上买饲料,回来的路上脑袋一阵发晕,连人带车歪到路沟里。

被人送到镇医院,一检查,说是轻微脑震荡,加上血压高,得留院观察。

我给陈玉贞打了个电话。

她来了。

贾亮也跟着来了。

陈玉贞坐在病床边,削了个苹果递给我,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说没事,过两天就能出院。

她哦了一声,又问:“爹,这次住院的钱,费贵不贵?医保能报多少?”

我说能报大部分,不用操心。

她没再说什么,低头摆弄着手机。

我在床上躺了会儿,迷迷糊糊睡过去。

半夜醒来,口渴得厉害,想倒水喝,摸索着去够床头柜上的杯子。

门半掩着,走廊外头透进来一道光。

我听见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拨弄什么。

我侧过头,从门缝里往外看。

走廊上没人,声控灯亮着。

我搜寻了一下,看见陈玉贞蹲在走廊尽头那排塑料椅子上,背对着我,手里举着一个亮着的东西,正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翻看。

那是我手机。她什么时候拿走我的手机的?她正在翻我的银行短信。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眉头拧着,嘴唇紧紧抿着,像在算一笔什么账。

我躺回去,闭着眼睛,心口像被人按进水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她还在走廊上翻着,翻了好久,才把手机放回来,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看见我闭着眼,就没叫我,自己也趴在床边睡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她的头顶。

她睡得沉,发出轻微的鼾声,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是在那笔钱上做了美梦了吧。我合上眼,一夜没再睡着。

第二天上午,贾亮来了。

他把我扶起来坐好,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展开放在我面前。

上头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我眯着眼看不太清。

贾亮侧过身,指着最底下一行让我看:“爹,您在这儿签个字就行。就是一份委托书,让玉贞帮您打理手上的钱,免得您操劳……”

“打理什么钱?”

“就是征地补偿那笔,”贾亮笑了笑,“爹您想想,您年纪也大了,存那么多钱在手里,万一有个急用,取也不方便。让玉贞帮您管着,利息还能高些。反正将来这些钱也是留给玉贞的不是?”

我没说话,看着那份委托书。“爹您签个字,剩下的事我跟玉贞替您跑。”贾亮又往前递了递。

我眼睛盯着委托书上面那行“受托人有权代为处置存款及一切投资行为”,喉咙里像噎了一团东西。

我没碰那份文件,让贾亮放桌上,说我要考虑考虑。

贾亮脸色变了变,很快又堆上笑,说着好好好,不着急,爹您想清楚了再说。

他走后,我掀开被子下了床,把那份委托书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塞进枕头底下。

陈玉贞端着一碗粥进来,看见我坐在床沿,把粥放在床头柜上:“爹,您怎么起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

她脸上挂着笑,笑里带着几分讨好。

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她真心实意的笑了,都是这样挂着笑,像是从哪儿学来的假面。

“玉贞,”我说,“你爹这辈子,挣的钱都是用命换来的。我想让你过得好,也不怕把钱给你。可你得跟爹说实话,贾亮到底欠了多少?”

她脸上的笑僵住了。她站在床边,手足无措,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半晌她开口:“爹,贾亮的事您别管了,这粥您趁热喝……”

她转身逃一样地走开了。

邓有才第二天来了镇医院,提了一袋水果。

他听完我说的事,把手里的茶杯重重搁在桌上:“老陈啊老陈,我上回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我坐在病床上,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那委托书呢?签了没有?”他盯着我问。

“没签。”

“算你还有点脑子。”邓有才松了口气,又说,“不过你那闺女跟女婿怕不会善罢甘休。你现在手里握着这么大一笔钱,他们能不动心思?老陈,你得趁早做打算。”

我说:“我总想着,她是我闺女……”

“她是你闺女不假,”邓有才打断我的话,“可她也是贾磊他媳妇,贾亮他老婆。这些年她回来看你几回?哪回回来不是手里空着、嘴上抹着蜜?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你不愿意认这个理。”

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邓有才放软了声调:“老陈,我劝你一句话。钱是你的,你想给谁给谁。可你得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别让旁人替你做主。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把后头的事安排妥当。现在主要是防患于未然。”

他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天台上抽了半包烟。

楼底下的马路车来车往,远处的工地竖着塔吊,一片喧腾。

我想起老伴,她在的时候总说,闺女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咱们老两口自己过好就行了。

我当时还说她,你这话太见外了,闺女永远是咱闺女。

现在想想,她是对的。

她走的那天,陈玉贞哭着趴在她床前,说妈你别走。

老伴摸了摸她的头发,说玉贞啊,往后你爹一个人,你多照应些。

陈玉贞含着泪点头,点得那叫一个用力。

可她转头就把这句话忘了,嫁出去十几年,回娘家加起来不到二十趟。

我掐灭最后一根烟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给邓有才发了条短信:“老邓,那就麻烦你了,按你说的办。”

出院后,我回了村里。

邓有才第二天就赶了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材料。

“这三套房子的产权证都带出来了。你抽空跟我去趟不动产登记中心,把这几个本子的产权变更一下。”

我看着那沓文件,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

邓有才看着我,说:“老陈,你要想清楚。你闺女是疼,可她要是真把你卖了,你连个退路都没有。这几套房要是出了事,你真就老无所依了。”

我说我知道。

我把那三本产权证拿过来,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了几遍。

这三套房,一套在县城南边,是九十年代我攒了五年钱买的;一套在县城中心,是后来做鱼饲料生意赚的;还有一套靠河边的,是我六十岁那年买下来准备养老的。

每一套都是我一分一厘攒出来的,每一套都沾着我的血汗。

“加贾磊的名字?”邓有才问。

“对。”我点头,声音干涩,“我那外孙,是个好孩子。他不会坑我。”

“可他要是在他爹妈那边受了影响……”

“我信他。”我打断邓有才的话,“那孩子跟他爹妈不一样。”

邓有才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行,那就去办。

那天下午我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窗口办完了变更手续,产权证换成新的,户主栏上写着两个名字:陈火生,共有人:贾磊。

旧证被窗口收走。我拿着三本新证站在大门口看了很久,阳光照在红本封面上,有些晃眼。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又踏实,又空落落的。

我把想法落实得很是痛快。可这痛快底下埋着一层东西,说不清是难过还是别的。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我在车上靠着车窗,外头田野一片青绿。

已经快秋天了,庄稼长得壮实。

我眯着眼看着,老伴去世五年来,从没觉得日子这么长过。

其实也就是一个秋天一个冬天的事,可人这心老了,时间就过得格外慢。

我唯一的安慰是,好歹还剩那孩子。

我把新的产权证用塑料袋包好,锁进老屋柜子里的铁盒,又想了想,还是揣进了贴身的上衣口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陈玉贞又来了。

给贾磊办升学宴,她来叫我一块儿去。

那时候我正蹲在塘边补网,她提着个包从车上下来,笑着喊爹。

我看着她的笑,心里某个地方抽了抽。

她不是坏到骨头里的那种人。她只是贪。贪这个东西,就像鱼塘里的浑水,看着不起眼,可挡了光线,底下的东西慢慢就烂了。

我说:“网补好就去。”

她答应了一声,没急着走,在我旁边蹲下来:“爹,上回那份委托书的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手里的梭子停了停,没抬头:“再缓缓吧。”

“爹,不是我说您,就算让玉贞帮您管钱,那钱不还是您的嘛!您干嘛那么守着、防着?”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在盘算什么。我说:“玉贞,爹不是防你。是爹这辈子苦怕了,手里没点东西,心里不踏实。”

她没再说什么。可我看见她嘴角抿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九月底,贾磊的升学宴在县城办。

我去了,包了个红包给外孙,里头是两万块钱。

陈玉贞看见了,双眼微微发亮。

她大概以为,我刚用一笔钱开了个头,往后还会有更多好处从这头漏过来。

贾磊接过红包,却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把红包塞回我口袋里:“外公,这钱您留着用。等我将来工作了自己挣,到时候请您喝酒。”

我看着这孩子,眼眶有些发热。他比他妈有良心。正是这份良心,让他在后来那些事里,成了我唯一的支撑。

陈玉贞那阵子来得更勤了。每次来都提些东西,对我嘘寒问暖。我心里那根刺,却越扎越深。

那天她又来,提了一锅炖好的排骨汤,站在院子门口喊爹。

锅里冒着热气,她穿着件新衣裳,头发刚烫过,看起来像是要去赴宴,却先绕道来了我这。

我心里的刺,狠狠扎了一下。也许那锅鸡汤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那些钱。我喝了那碗汤,味道不错。放下碗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玉贞,”我说,“你先坐,爹有话跟你讲。”

她坐下来,脸上挂着笑。“那什么,水库的事,之前没跟你们细说。钱到账之后,我就拿了一部分投到外县那边,跟人合伙包了个水库,养鱼。”

“那是好事啊爹,水库比塘子利润大,您眼光准。”贾亮不知什么时候跟来了,站在门口进也不是走也不是,听了这两句话,露出一个精明的笑容来,“投了多少?”

我沉默了一下:“差不多三百多万,还在别的方面也投了些。”

贾亮眼睛亮了一下。陈玉贞也往前探了探身子:“那现在收益怎么样?”

我低着头,把手里的筷子搁下,声音放得很慢,很轻:“入秋之前发了一场大水。水库那边堤没保住,鱼都冲跑了,合伙的人跑路了,那笔钱拿不回来了。”

我说完这句话,整个屋子忽然安静下来。

锅里冒出的热气在灶台上方打着旋,一缕一缕的,没人说话。

我听见陈玉贞的呼吸声,粗重起来。

她的笑,慢慢僵在脸上。

那碗汤勺从她手里滑落,“叮”的一声砸在地面砖上,磕出一道白印。

她没弯腰去捡,就那样直直地盯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不知道说什么:“那……那其余那些呢?”

“剩下的,也七七八八填进去了。”我低着头,声音越来越轻。

贾亮的脸色像被人泼了一盆水,笑意全无。他站在门口,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像是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

陈玉贞站起来,椅子带翻在地,发出咚的一声。她的声音发抖:“爹,几百万的钱,您就这么扔了?”

“那也不是我想的。做生意嘛,有赚有赔……”

“有赚有赔,”她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爹,您知道贾亮那些债到今年底要还多少钱吗?六十多万!您知道我这几个月为啥老往村里跑?就是因为贾亮说您手头宽裕了,让我们先借着过了这阵子!”她的声音越说越高,到最后像是嚎出来的。

我没说话。她看着我,脸上那种表情我从来没见过,像是在看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

“您倒好,把钱全拿去做生意,赔光了连个响都没有。”她站在堂屋中间,胸口起伏着,声音带着血,“您心里还有我这个闺女吗?”

那一瞬间我心里一阵钝痛,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她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像是我做了多大对不起她的事。

我想起她小时候摔了跤,我蹲在她面前替她擦泪,说玉贞别哭,爹给你买糖吃。

如今她长大了。她嫌我挣不到糖了。

陈玉贞走了。摔门走的,门框上的灰震落了一片。堂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锅里还冒着热气,排骨汤已经凉了,上面结着一层白油花。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坐了很久。

心里一阵阵发凉,又像有一团火在烧。

我知道她贪,可没想到,她知道我的钱没了,会气成那个样子。

就像那些钱跟她本人血肉相连,比我这亲爹分量还重。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着她那句话。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闺女吗?

我想着想着,竟然笑了。

这话该我问她才是——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爹吗?

大概是没有了。

顶多有个会赚钱的爹。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院子里就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陈玉贞又来了,跟贾亮一起。

两人从车上下来,进屋就开始往编织袋里塞我的衣服。

口袋里的换洗衣裳、衣柜里的旧褂子、床底下的灰布鞋,一件件往里扔。

贾亮动作粗得很,像在清理一堆垃圾。

“这是干啥?”我站在堂屋中间问。

“给您找了家养老院。”陈玉贞头也没回,“县城西边的,条件不错,有吃有喝有人照顾。”

我看着她的背影:“我没说要去养老院。”

陈玉贞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来看着我,表情平平的:“爹,您一个人在这儿住着,我们不放心。玉贞跟贾亮都这么忙,实在顾不上您,镇上养老院有护工……”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抖,像是想挤出几滴眼泪,可惜没挤出来。

贾亮却没那么客气,把包拉链一拉,放到门口:“爹,车子在外头,走吧。”

我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看外头院子里的枣树。

青枣已经熟透了,红红的挂了一树,风一吹,有几颗落下来,砸在地上,咕噜噜滚了两圈。

“我东西呢?”

“都在这儿了。”贾亮拍了拍编织袋。

我走回里屋,从床底下摸出老伴留下的那双布鞋,放到袋子顶上:“这个也带上。”

他们没说话,互相看了一眼。

我弯腰,把布袋摸了一遍,三本产权证还在贴身的兜里。

我没回头,自己先抬脚走出了门。

身后陈玉贞和贾亮跟着,一只编织袋在贾亮手里,晃荡着,像是装了袋垃圾。

到了车边,陈玉贞终归还是抹了一把眼泪:“爹,我是为了您好……”

我没看她,也没接话,自己打开后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启动,一阵轰鸣。

窗外的老屋慢慢往后退,院门口那棵枣树越来越小,成了个小红点,最后看不见了。

我攥着贴身口袋里的产权证,指尖有些发僵,一直没松开。

养老院在县城西边,不到两亩地的院子,三层楼,外墙刷着灰黄色的涂料,看起来还算干净。

我被安排在二楼靠楼梯口的单间,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推开窗户能看见楼底下的花坛,里面种了几棵月季,叶子有些蔫了。

我坐在床边,看了眼编织袋里的东西,没什么好收拾的,就这么坐着。隔壁房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有些听不清。

下午的时候,院长来敲门,说陈家老哥,你闺女安顿好了,先住着,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护工。我点头应了。

晚上吃饭,食堂里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老人。

菜是两素一荤,白米粥管够。

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扒拉了两口饭,没什么胃口。

旁边桌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冲我笑了笑,问我怎么来的。

我说闺女送来的。

老头“哦”了一声,点了点头,那眼神像是在说:都一样。

我躺回屋里的床上,手里攥着那三本产权证,眯着眼看着窗外黑下来的天。

墙外是条马路,偶尔有车经过,灯光扫过天花板。

我翻了身,把证塞回布袋里,想睡,却睡不着。

第二天中午,我在院子里晒太阳,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座机打来的。

我接起来,那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喂,是陈火生陈老先生吗?我这里是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想跟您核实一个事。”

我心头一紧:“什么事?”

“今天上午,有两个人拿着您名下三套房产的权属证书来窗口办理过户手续。按流程我们需要跟原产权人核实一下……”

我坐直了身子,手里的老花镜差点滑下去:“有人去过户?”

“对,一位女士和一个先生,说是您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出示了您的房产证原件,说要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系统里查到,您名下这三套房已经办理了共有登记,共有人是您和一位叫贾磊的先生,所以要过户的话,需要两位产权人同时到场签字才行。目前我们已经告知对方暂停办理,等您确认后再走下一步流程。您看这个情况……”

我的手指抓着手机的边缘,关节都泛白了。

“我知道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谢谢您通知我。”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坐了很久。

月季花的香气飘过来,闻着有些发腻。

心里的火一下子窜上来,烧得我眼眶发酸。

她把那三本旧证翻出来了,撬了锁,拿着去办了过户。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理亏,只是觉得我做不出更硬气的事情来。

她以为我会心软,会认栽,会让她把房子划拉走。

我撑住椅子的扶手,站起来,回屋换了双鞋,把布袋里那三本新证取出来,装进外套内袋,走到走廊上。

护工问我上哪儿,我说出去一趟,见个人。

他有些为难,我看了他一眼:“我闺女要把我房子拿走了,你还要拦着我不让我去说清楚?”

他没再吭声。

我出现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口的时候,陈玉贞和贾亮正站在大厅外的台阶上。

陈玉贞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

贾亮脸色铁青,手里攥着那三本旧证,正在台阶上走来走去。

看见我,陈玉贞愣了一下,随即冲了过来:“爹,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你是不是就把房子过户到贾亮名下,再把我一脚踹开了?”

她脸色一白:“爹您胡说什么……”

“我胡说?”我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把那三本新证掏出来,摊开在手掌上,“你自己看看。”

她的目光落在那三本红本上,瞳孔像被针扎了一样,猛缩了一下:“这是什么?”

“新产权证。旧的已经作废了。上面写的名字,你翻开看看。”

我没有递给她。

我自己翻开,翻到第三页,指着产权人登记栏朝向她。

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两个字:陈火生。

下面紧挨着:贾磊。

陈玉贞的目光死死钉在“贾磊”两个字上,嘴唇微微张着,仿佛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贾亮也走过来看了一眼,脸色青白白地变了,像刚被人扇了一巴掌。

“你什么时候办的?”陈玉贞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

“两个月前。贾磊放暑假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一字一句地,“这房子,我登记的是我和贾磊两个人的名字。要过户,你得让贾磊也到场签字。他要是不同意,整套房你都动不了。”

陈玉贞站在那里,被太阳晒得晕眩般晃了一下。她手里的旧证“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摔散开来,塑料皮翻了几翻。

贾亮阴沉沉地看着我,声音压得低低的:“陈火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你闺女,信一个毛头小子?”

我看了他一眼:“信不信得过,我自己心里有数。玉贞是我闺女,我认。可贾亮,这房子跟你没关系,你还是省省劲。”

他脸色一变,抬脚就要往前冲,陈玉贞伸手拦了他一把,喊了一声:“贾亮!行了!”

“行了?”贾亮骤然转向她,眼睛像刀子,“陈玉贞,你爹防你防到这个份上,你还替他说话?我跟你说,这种事你不弄明白,以后就啥也别惦记了!你连你爹手里那几个钱都搞不定,你还能干点啥?”

他说完那话,转身就往停车场走,走了几步,又回头,从地上捡起那本旧证,“我早说了,你这个爹根本没把你当亲闺女看。你天天贴他也换不回他那颗心。”他把话狠狠摔在陈玉贞脸上。

陈玉贞没说话。她站在那里,攥着那份旧的产权证,指节发白,浑身的颤抖,像秋末最后一片叶子。

太阳辣辣地晒着。大厅门里有人探头看热闹,被同伴拉了回去。我收起新证,装回口袋里:“玉贞,你跟我来。”

她没动。我又喊了一声:“玉贞。”

她终于抬起头,眼圈泛红。她的声音干干的:“爹,你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信过我?”

我没回答。我转身沿着台阶往下走,走了几步,停了下来,没有回头:“你问你自己的心。你来看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笔补偿款?”

身后没有声音。我迈步走远了。

我回到养老院,在院子里坐到天黑。

晚饭吃得索然无味。

楼里那台收音机还在咿咿呀呀地响着,传来断断续续的戏曲段子。

我坐在床边,从布袋里摸出那三本新证,翻开看了看。

产权人栏里,两个名字并排挨在一起:陈火生,贾磊。

在陈火生和贾磊之间,隔了个贾磊的姓。

似乎也把陈玉贞的名字,轻轻地从这些房本上拿掉了。

我合上本子,放进柜子里锁好,躺下了。半夜醒来,看见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洒了一地。

第三天下午,贾亮放了话要跟陈玉贞离婚的消息先传了出来。

陈玉贞来养老院时,我正蹲在院子里修一把旧剪刀。

她站在旁边,许久没说话,我抬头睨了她一眼。

她整个人瘦了一圈,脸颊的肉塌下去,显得老了不少。

她手里拎着一只保温壶,看见我抬头,把壶递过来:“熬了点汤。”

我放下剪刀,接过汤,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是山药排骨汤,老家的味道。

“他没为难你吧?”我放下汤问。

陈玉贞摇头,蹲下身,跟我并排蹲在花坛边上:“贾亮要离,随他去。爹,房子的事……是我不对。”我端着那把旧剪刀,手指在胶贴上摩挲着。

说什么呢?

说没关系?

说我原谅你了?

说到底是她做错了事,可她又是我闺女。

夜里,我坐在床上,拿出那三本房产证翻看,又翻了几遍,放回柜子里。

想了想,又从柜子里取出那瓶跌打药酒,拧开盖子闻了闻,那是她送来的。

药酒的味道很浓,很冲,我拿着那瓶药酒,坐在床沿上,听着隔壁的老人又放起了戏,心绪很复杂。

又过了一天,贾磊来了。

他穿着一件军训晒褪色的T恤,头发剪得短短的,满脸是汗。

他站在养老院门口,看见我,喊了一声:“外公。”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他走过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外公,我妈错了。我跟您道歉。”

院子里的老人都看了过来。我伸手去拉他,拉不动,这孩子的膝盖像生了根一样杵在地上。“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妈做错了事,她最该来跪的是您。可她来不了。”贾磊抬起头,眼眶红红的,“那天回家,她一个人坐在屋里哭了一整夜。我爸摔门走了,说要离婚。外公,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可我不能不来,我是我妈的儿子,她欠您的,我来替她还。”

我看着外孙,喉头哽了一下。我摸着他的肩膀,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你妈没白养你。你起来。”

他站起来,还是抽着鼻子。

我转身回屋里,从枕头底下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走回来,塞进他手里:“这个,是上学用的。上回你没收,这回拿着。男子汉,往后得自己立起来。”

贾磊攥着红包,眼泪掉了下来:“外公……”

“别哭了,去洗把脸。”我拍了拍他的后背,“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好好念书,别的不用操心。”

他点点头,去洗了脸,又坐了一会儿才走。

我送他到门口,他走出几步,又回头冲我鞠了一躬。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远了,影子被太阳拉得长长的。

心里说不上是难受还是别的什么,就是闷闷地堵着一团东西。

回到屋里,我把那瓶药酒放回柜子里,角落里还压着那封没拆的信。

那天贾磊走的时候,偷偷塞进我布袋里,说是他妈写的。

我没有告诉他我看见了,也没告诉他,我打开布袋时摸到了那个信封,又原样塞了回去。

那封信,现在还在布袋里压着,信封面上一个字也没写。

我把它取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终究没有拆开。

冬至这天,天阴沉沉的,上午飘了点碎雪,没有存住。

护工说降温了,让我多穿点。

我正坐在屋里看窗外,听见外头有脚步声上了楼。

门推开,是贾磊,穿了件黑色棉袄,头发上沾着细碎的雪花。

他手里拎着一只红色塑料袋,进门搓了搓手,把塑料袋搁到我床上:“外公,今儿冬至,我妈包了饺子,让我给您送来。”我看了看那袋饺子,码得整整齐齐的。

我让贾磊陪我一块儿吃,食堂里冬至也有饺子,比不得家里包的香。

我没推辞,让他坐,我去食堂打了两个菜,把饺子装了一盘。

贾磊坐在对面,看着我夹起一只饺子咬了一口,问:“外公,咸淡合适吗?”

我嚼了嚼:“合适。”

他又说:“鞋也捎来了,在袋子底下。我妈赶了三个晚上做好的。她就怕您不肯穿。”

我往下翻了翻,袋子底下确实躺着一双黑布棉鞋,鞋底纳得密密的,鞋口一圈齐整。

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

夹起盘子里的饺子,咬了一口,慢慢嚼,吞下去。

贾磊没有再劝,低头吃自己碗里的。窗外雪又下起来了,细细密密的,落地就化。

吃完了,他收拾了碗筷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外公,那封信,您看了吗?”

我说没有。他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走进漫天细碎的雪地里。空荡荡的走廊上,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子拐角。

我回到屋里,坐在床边,看着那双鞋坐了很久。

那针脚密实。

她把鞋口做了收边,比买的还要扎实,熨帖。

她这双手,到底是会做这些的。

也曾经凑近油灯为我纳过年鞋底,只是日子一久,被很多东西蒙住了。

我没有穿。

找了只塑料袋,把鞋包好,放进了柜子最上层,和那瓶药酒,和那封没拆的信放在一起。

柜门合上,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雪还在下。我站了很久,久到暖气把窗玻璃烤出了一片白雾。

那天晚上,食堂没有我的身影。

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把那三本房产证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床头。

电视机开着,放着热闹的节目,唱唱跳跳的,我没看。

窗外雪越下越大了,地上白了一层。我把产权证收好,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黑暗里,我睁着眼睛,听雪落的声音,听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