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普林斯顿大学一名中国博士生在小红书实名曝光了自己的导师——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Sabine Kastner——数据造假。
据其披露，Kastner与合作者2008年发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的标志性论文存在问题：多名前实验室成员重新分析了原始数据，发现MT、V3A、V7、IPS1、IPS2等多个脑区的结果与原论文结论不一致。
更令他不解的是，向校方正式举报后，系负责人约谈并告知他“你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也会带来后果”，并最终被要求离开美国。而就在2026年4月29日，Kastner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美国科学家能获得的最高级别荣誉之一，普林斯顿官方主动发布了祝贺。
从学生的角度看，这和“举报后反被处理”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在接受约谈时听到的一句原话是：“You’re making everyone uncomfortable. You questioned her integrity. We are a community. You attack one of us, you attack all of us.（你质疑了她的正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攻击其中一个人就是攻击所有人）”。
另一位有类似经历的前实验室成员在举报后遭遇学籍处理，最终离境美国。对举报人而言，这是一套完整的下行螺旋：发现问题→试图内部纠错→被边缘化→在社交媒体公布→被校方定性为“威胁共同体”→被迫中止学业。
他不认可的科研结论直接被原论文压过，他给出的重新分析结果不被正面回应，反而是他本人的学籍状态最先被敲定。
但从导师和学术共同体自身运转的角度看，事情就不一样了。举报涉及的是2008年发表的论文，作者是Kastner与合作者，这篇论文被广泛引用并被视为她的标志性代表作之一。
她本人的履历足够厚实：2000年加入普林斯顿，二十余年累积发表150余篇论文和书籍章节，是普林斯顿神经科学研究所人类神经影像设施的科学负责人。
普林斯顿神经科学研究所官网展示的Sabine Kastner个人信息
在这样的长期积累下，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评选周期不会因一份仍在调查中的举报而被按下暂停键——它的评选逻辑看的是“职业生涯的整体学术贡献与行业长期同行认可”，不是一篇论文的局部质疑。
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调查节奏和荣誉评选节奏之间无法对齐。院士提名和评议是固定周期的，评选时间到了就推进；学术不端调查却往往以年为单位计算。
而截至2026年9月，Science期刊或普林斯顿大学对该论文的调查进展、官方原因均未发布任何公开说明，论文页面目前没有撤稿或勘误标记——与其说“不撤”，不如说是“尚未走完查的流程”。在调查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公开回应是否撤稿、为何不撤。
学界对这类事件的看法也远不是“一边倒”。
围绕“PI（课题组负责人）对团队论文数据的责任边界”这个问题，分歧本身是结构性的：严格责任派认为PI就应该对全部数据真实性负主体责任，失察不能免责；场景区分派则指出，大型课题组同时推进数十项课题时，PI客观上没有精力逐一核查每一个学生的原始数据，科研团队运转离不开基本信任，责任认定要区分“系统性造假”“学生独立造假”和“数据记录不规范”等不同情况。
这个分歧直接影响了对“院士当选”是否合理的判断：如果认为PI对团队论文负有无限兜底责任，那当选就显得轻率；如果认为承担的是监管责任、不能被个别未证实的团队成员失误所绑架，那院士评选的独立性就存在正当性。
综合来看，这起事件里的“数据错误迟迟未被撤稿”“导师仍当选院士”“学生反被停学”三个结果之所以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并非某个单一权力结构一手造成的套娃，而是不同机制在时间轴上错位运行的结果：院士评选机制跑得快，在学生举报后不久就出了结果；学术调查机制跑得慢，举报启动至今约一个月，仍在未公开阶段。
二者在公众感知里一旦被压缩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就容易读成“一边护着导师、一边打压学生”。但在调查没有结论前，期刊和校方按程序不回应的状态，跟当选院士按程序推进的状态，同时存在，并不矛盾。
—这个事件里各方处境各有逻辑、也各有代价：举报人付出了学业中断的代价，导师的声誉在调查期间持续消耗，而整套学术监督机制在公众面前暴露出的，是调查周期与荣誉授予周期之间难以调和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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