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揭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序幕。此后一年多里，南京国民政府把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远赴东亚。调查团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递上说帖、请愿书与控诉信。
近年来，随着日内瓦国联档案的系统整理，这批文献陆续进入研究者视野。沿着这条线索回看九一八，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中日之间的对峙，还有中国内部的抗日呼声、东亚秩序的崩解，以及一战后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失效。
2026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本文从中国时局、东亚变局、国际格局三个维度，梳理这场事变的多重影响。
1932年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图中心着大衣者为领衔调查团的英国人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剧烈的。九一八事变之际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前往东亚调查，该调查团出台了否认伪满洲国合法性的报告书，日本表示抗议。国联此后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Lytton Report）起草决议案调停日本侵华问题，最终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学者、前外交官小仓和夫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反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和退出国联视为近代日本外交过失的第一步。
由国联视角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幅度，可以从中国时局、东亚变局、国际格局三个维度来理解。
李顿调查团在调查该铁路的爆炸点
（一）中国：外交的突围与众声的抗日
就结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所依托的国联机制无法遏制、甚至是纵容日本侵华行径。这反映了国联无力调停的本质缺陷，一定程度上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突破国联外交的局限性。颜惠庆指出，尽管国联在调解，“灾难性的事件仍然不断地一再发生”，原因是“侵略行动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反击和抵抗而更加肆无忌惮”。蒋介石意识到，“国联无实力，各小国对我虽表同情，实爱莫能助，各大国则多所顾忌，不肯为我牺牲”。
在国联外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联合美、苏制衡日本的迹象愈加明显。1932年初，美国提出以“不承认”为核心的“史汀生主义”，史汀生通过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信函的方式表示，“世界其他各国与本国为同一决定，取同一之步骤，则可警告日本，即可使一切凭持强权违背条约所攫取之权利不能的合法之承认”。受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顾维钧1932年2月中旬向詹森表示，“应将中国与各国间一切问题乘机共商一种解决途径，以谋远东大局之安定……沈案（即九一八事变）为远东和平之枢纽，尤应尽先解决”。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谋求中苏复交。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谈判期间思考“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中苏复交协商谈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外交重点之一。
通过国联调查团透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民众心声，可以看到抗日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枢纽。抗日伟力深埋于民众之中，具体体现在关内外提交的说帖之中。这些内容深刻反映九一八事变后关内外民众的对日情感底色，是区别于国民党政权“不抵抗”主义的民众抗日事实。
在关外民众呈文中，就说帖署名而言，就有呼兰县民众抗日救国会、抗日平民王者实、哈尔滨市民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团宣传部、哈尔滨民众救国抗日会、松花江下游农村联合抗日救国会代表孙铁锋、东北三千万民众抗日救国会、黑龙江军抗日救国前敌将领等。就说帖内容而言，篇篇激扬着抗日情绪。如“到处抵抗日军”；“九月十八日事变之始，我东北三千万民众未始不能一致抗日，惟以人类残杀之惨祸，实为最不幸之事件”；“三省人民抗日救国之精神与反对伪国之决心”；“各处的义勇军群起抵抗日本惨无人道的军队”。
关内民众不遑多让，抗日情绪溢于言表，诸如：“中国非数十年前之中国，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之行为，乃日本对华加紧压迫侵略之结果，此种为争生存之自卫行动，中国人民绝不放弃”；“凡我国民，对于暴日此种狡诈行为，激愤万状，誓死反对并与决斗到底”；“日本对我积极侵略激起我国民之愤恨为因，而我国民愤恨之余相率起而组织抗日救国为果，日种恶因，斯收恶果”；“中国国民为民族争生存，决志继续抵抗日本的暴行”。民众反复表达“誓死反对”决心。
在中文说帖之外，还有诸多英文说帖，进一步影响调查团。在内容上，这些英文说帖表示“如果日本死心不改，我们保证将会带领我市的中国民众进行顽强的抵抗，不怕牺牲，反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打算组织一支革命军队去抗日，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由于我们国家遭受的损失超出了我们维持和平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们不得不进行抵抗，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如果国联做不到这些，我们将不顾任何牺牲代价，继续抵抗残暴的日本入侵者”。
虚虚实实的各类署名，文风朴实的恳切内容，真实地再现关内外民众的抗日立场，此种立场直接构成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换言之，谁抗日，谁就能获得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开展抗日宣传、领导抗日行动，始终与最广大的民众保持一致，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力量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因。
（二）东亚：“和平”是一种幻象
国联档案馆藏S37卷宗就是著名的《真相》（TRUTH），学界对此进行过整理与研究。该卷宗中的第49号文件是伪奉天自治指导部送交调查团的一份长幅标语“东亚和平竟由东北始”，妄图为日本扶植伪满一事进行辩护。殊不知，东亚和平正是亡于伪组织及其背后的侵华日军之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东北民众毫不犹豫地奋起抗日，东亚的真正和平乃取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可谓“东亚和平实由中国始”。
国联档案馆藏S37卷宗《真相》（TRUTH）
由和平憧憬出发，国联调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尝试其实最终失败了，东亚和平成为幻象。日本退出国联，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深刻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走势。回溯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历程，可以发现日本的动机存在两次异化过程，凸显着日本与国际社会的对立。第一次异化是在国联调查团问题上，日本原始动机是在外交层面以中日直接交涉抵制调查团方案，在军事层面继续侵略以巩固成果。外交与军事的不同目标指向异化为推动国际社会更要介入调查，加之日本意识到国联调查团存在有益于己的可能性，于是转而倡议成立调查团。
第二次异化是在调查团东亚之行过程中，日本为掩盖侵略行为，制作系列谎言以诱导调查团，但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东北全境被占领的事实，终究没有得到调查团的认可。利用调查团“背书”的预谋反而导致调查团认清侵略事实，日本转向质疑与否认调查团，这是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困境所致。
日本因应调查团的过程是其居心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映射。在日本看来，调查团的存在与权限必须同“满蒙经略”国策保持一致，若能达到“背书”效果则支持，反之则否认。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先天软弱性，是日本能够居心利用的根源。这既是日本企图造成九一八事变后的事实得到国际认可的可操作性前提，也是日本争取国联支持其立场彻底无望后就断然退出的必然性结果。质言之，日本是持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危及东亚和平的祸首。
（三）日内瓦的犹疑：集体安全机制趋于崩溃
“将民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是跨国史的重要取向，亦有学者提出突破“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强调“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进而实现“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九一八事变具有丰富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场事变不仅改变国际秩序，而且国际社会也深深卷入此次事变之中。中、日、国联以及调查团背后的五大国，在东亚演绎了一段世界历史。
国联调查团来华调停九一八事变，肩负着各方利益。李顿在3月18日书信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中国的使馆为中国辩护，而我们在东京的使馆则为日本辩护”。九一八事变背后隐含着大国利益，此点从李顿参加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举行的宴会答辞中可见一斑。他说得很坦白，“关于满洲问题，敝调查团，当受命之初，在各本国想象满洲，皆以各本国为背景。嗣后道经日本，想象满洲，则以日本为背景。今在贵国境内想象满洲，又以中国为背景。吾人现距满洲不远矣，一俟到达，届时想象满洲问题，虽以满洲为背景，将必连想及中日两国以及世界各国间之关系也”。在国联调查团而言，考察伪满问题不能仅考虑中日，还要考虑到国联各国及美、苏之想法。
国联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要支柱。九一八事变对国联形成巨大冲击，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出现明显裂痕，并在此后数年中不断扩大，以至彻底破裂。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正是国联发展之鼎盛阶段，事变不仅成为国联是否能够维护东亚和平的试金石，而且考验着国联集体安全机制在东亚的适用性。
自1920年始，国联已经走过十余年发展历程，解决国际争端的优势与弱点不断被暴露出来，会员国对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信心出现动摇。1932年12月6日，国联大会，爱尔兰自由邦代表约瑟夫·康诺利（Joseph Connolly）指出：“国联只有准备以勇气、决心坚定地支持《国联盟约》及其决定，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国联犹豫不决，担心自己行为会冒犯个别国家，那么作为一个依靠道义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国联将无法生存，在我看来，也不值得生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更是担忧国联不能解决九一八事变而影响其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日内瓦所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构成一个最重要的先例……如果我们成功地找到一个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国联将在这次考验中变得更加伟大和强大，并将激发信心。否则，国联将走向一个软弱、幻灭和怀疑的时期，人类思想中最伟大、最大胆的事业之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
1932年12月的国际联盟大会现场
围绕国联与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与调查团的介入能够恢复原状，日本寄希望于国联与调查团能够认可东北被改变的事实，而国联寄希望于李顿调查团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和平，李顿调查团寄希望于中日能够在调停方案之下达成妥协。多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导致李顿调查团只能完成调查任务而不能实现调停使命，调查与调停在效应上形成互斥。这样的互斥真实反映出国联及其机制在东亚适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程度及其限度。
作为国际性组织，国联标榜集体安全与和平，但在实操层面受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限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他国利益。日本退出国联，朝着谋建“东亚新秩序”歧途前进，中国则走向抗日战争道路，最终形成德意日轴心国与反法西斯同盟之间的世界大战，整个国际格局在联合国框架内予以重构。
作为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的最大的世界性国际组织，从国联视角研究九一八事变是应有之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外，国联在审议济南惨案、“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惨案、侵华日军使用生化武器、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中亦留下不少档案，透过国联审视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仍是一条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学术路径。
《大国博弈：李顿调查团与东亚危局》，陈海懿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本文系作者在其专著《大国博弈：李顿调查团与东亚危局》（2026年5月出版）相关研究基础上改写而成，所引说帖、标语、代表发言等史料，主要出自日内瓦国联档案馆藏档案。近十余年来，从国际组织暨国际联盟视角研究九一八事变等日本侵华问题渐成规模，相关论文散见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有兴趣的读者可循此线索进一步阅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陈海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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