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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楼道里听见那句话的。

六楼,半层拐角。声控灯坏了,我摸黑往上走,听见上面有人压着嗓子说话。不是打电话,像是自言自语。我停了一下。一个男人,四十来岁,蹲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钥匙上挂着个磨白的工牌。

“一个月一万一千。”他说,“我一天都不敢歇。”

我没敢往上走。就站在那儿听。

他抬起头看见我了,愣了一下,站起来,往下让了半步。我说没事,你抽你的。他手里没烟,就是攥着钥匙。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

“你说,一个人一个月给你一万一千,让你干这个,你干不干。”

我没接话。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姓周,周师傅,四十七,从县里来的。做男保姆。照护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太太。老太太姓林,住我们这栋楼的三单元。我搬来五年了,见过那个老太太,坐轮椅,头发梳得很齐,腿上盖一条毯子。推她的有时候是个中年女人,有时候是他。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他一个人。

我想说的是这段时间我攒下来的几张脸。都是男的。都是在干“照护”这行的男的。四十七的,五十二的,五十九的。一个接一个。他们有的还在干,有的撤了,有的卡在中间。他们的账我都问过。他们的话我都记着。

我写这个不是替谁说话。

我就是觉得,那笔账不对。

一笔一笔,都不对。

先说周师傅。

我第一次进他家——不是他家,是林老太太家——是替物业送一个快递。老太太的。一个不大的纸箱,写着“护腰垫”。周师傅开的门。穿着个灰色长袖,袖子撸到小臂。屋里干净,没异味。那种老房子特有的木头和药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把快递接过去,说了声谢。我说这个垫子挺好的。他说嗯,老太太腰不行。

我就多站了一会儿。他没让我进去,但也没赶我。门开着一条缝。我看见客厅里一张护理床,旁边是轮椅,墙上贴着几张纸,像是时间表。几点翻身,几点吃药,几点擦身,几点推出去。字很小,用圆珠笔写的。

他跟我说,他一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

早上五点二十起。烧水,给老太太换尿垫。六点喂早饭。七点半擦身。九点推到楼下晒太阳——天好就下去,天不好就在阳台。十一点半午饭。下午一点午睡,他趁这个空当洗衣服、收拾、给自己煮点面。三点翻身。四点喂水。五点晚饭。七点泡脚。九点换尿垫,睡前再翻一次。夜里两点还要起来翻一次。

“两个小时一个翻身,”他说,“不翻要长褥疮。长上了就麻烦。”

我说那你睡不好。

他说习惯了。

他说这个的时候,表情是平的。不是没情绪,是情绪被磨平了。

我问他工资。

“一万一。”他说得很干脆,“一个月一万一,管吃管住。”

我说那可以啊。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见过。就是我爹看我买了贵东西的那种眼神——不是怪你,是觉得你没算过账。

“可以?”他说,“我一个月休两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岗。你算算一小时多少钱。”

我没算。他算了。

“一万一千除以三十天,”他说,“三百六十六一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十五块二。你要是算上夜里起来那两次,一小时十四块都不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一句一句往外蹦。

“我们县里,”他说,“男的干小工,一天二百二,八个小时。你算算那个一小时多少。”

我算了。二十七块五。

“我这不是没得选嘛。”他说。

他有一个儿子。二十六。在南方一个厂里。一个月五千多。谈了个对象,女方要彩礼。他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就是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我干这个,”他说,“就是想攒点。儿子那关过不去,我这一辈子就算白干。”

他说“白干”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我没接话。

他把门关上之前说了一句:“你别写我。写了也没用。”

我没答应他,也没拒绝他。

我就是记下来了。

再说一个。

这个不是我遇到的,是我表哥介绍的。我表哥在社保那边跑腿,认识一堆这种打零工的。他说你去看看老陈,他在医院做护工,做的是男的照护男的。老陈五十二。照护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脑梗后遗症,半边不能动。

老陈的账是这样的:

一天二百六。一个月按三十天算,七千八。但是不是天天有活。有时候一个月接两个病人,有时候一个病人半个月就走了——要么出院,要么走了。他说“走了”的时候,语气很平。

“一个月能拿到手,”他说,“六千到八千。看运气。”

他住哪儿呢。他不租房。他住医院。陪护椅。晚上拉开,白天收起来。一把椅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他睡那张椅子已经四年了。

我去看他的那天,他正在给老头擦嘴。老头流口水,一直流。他拿一块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擦完了,把毛巾叠好,放在床头。然后弯腰,把老头的腿挪了挪,垫上枕头。

全程没说话。

我说你手挺轻的。

他说:“不轻不行。你使大劲,他疼。他疼了就叫。叫了护士就来。护士来了就烦你。”

他给我看他的手。手指关节都是肿的。他说是抱人抱的。翻身、搬、挪。一个人一百四十斤,一天翻十几次。腰椎间盘突出。他掀起衣服,后腰贴着一块膏药,边上都卷了。

“买最便宜的那种,”他说,“一块五一张。一个月贴下来四五十。”

我说你怎么不去看看。

他说看什么。看一次拍个片子就三百多。三百多我得干一天半。

他有个闺女。在读大专。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他说大概两万五。他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是用手比划的。两根手指。然后他又比了个五。

“两万五,”他说,“我得干四个月,不吃不喝。”

我说那你吃什么呢。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嘴角往上,眼睛没动。

“医院食堂,”他说,“一顿八块。素菜两块,米饭一块,汤不要钱。我一天两顿。有时候病人剩的我不吃。我不吃那个。”

他说这句的时候,语气重了一点。就一点点。

“我爸干了一辈子,”他后来说,“工地上。手上全是茧,膝盖也坏了。最后呢。最后躺床上三年,我妈伺候。我妈走了,他第二年就走了。”

他停下来,把陪护椅上的一个塑料袋拿起来,叠了叠,塞到床底下。

“我现在干的这个,”他说,“就是我爸那时候的活。只不过我伺候的是别人家的爸。”

我说你闺女知道你在干这个吗。

他说知道。

“她说什么。”

“她说爸你别干了。”

“你怎么说。”

“我说撑着吧。”

他说“撑着吧”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没敢看他。我低头看那个老头。老头睡着了。嘴张着。呼吸很重。

老陈站起来,弯腰,把老头的下巴往上托了一下。老头的嘴闭上了。

“他这么睡,”老陈说,“我睡不着。”

第三个。

这个是撤出来的。他姓黄。我是在招聘软件上认识的——准确说,是他发了一条动态,我评论了,他私信我。三十九岁。原来在物业公司干,后来干男保姆。干了一年半,撤了。

他说他撤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那天老太太又拉床上了,”他说,“我给她换。换到一半,她拿手打我。不是有意的,就是乱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快餐店里。他点了一碗面,没吃几口。筷子搁在碗上。

“我没生气。我知道她不是有意的。但是那一巴掌下来,我站在那儿,站了有半分钟。我就想,我这是在干什么。”

他说他那天晚上给老太太换完,洗了手,坐在阳台上。凌晨三点。楼下没人。

“我打开那个招聘软件,”他说,“我就看。我看有没有别的活。我看了一圈。没有。”

他说他把手机放下的时候,手是抖的。

“不是因为气。是因为我发现我干这个干了一年半,我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会了。”

黄师傅的账,我记了。

他在物业公司的时候,一个月四千八。有五险。有年终,不多,两千。

后来物业公司撤了。他四十二——不对,他那时候三十七。找工作找了三个月。没有。他说他投了大概两百份简历。回复的有七个。面试的有三个。最后都没成。

“有一个,”他说,“面试完了跟我说,黄先生,你这个年龄,我们这边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我说我三十七。他说对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种笑很短。

后来他做了男保姆。一个月八千五。管吃管住。没有五险。没有合同。现金或者微信转账。

“我干了一年半,”他说,“我算过。我少拿的五险,一个月大概一千二。一年就是一万四千四。一年半,两万多。还不算年终。”

他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这些钱,”他说,“不是没给我。是没给我以后。”

他说他撤出来,是因为有一天老太太的儿子来看他妈。进门第一句话是:“妈,他给你吃的好不好。”

他说老太太说:“好。”

儿子说:“那就行。”

然后儿子转头对他说:“师傅,麻烦你了。”

就这三句话。坐了十分钟。走了。

“我站在门口,”他说,“我看着那辆车开走。我就想,这个人一个月给我八千五,他一年来看他妈几次。我比他妈的儿子还像儿子。但是我拿的是保姆的钱。”

他说他那天晚上就辞职了。

“不是赌气,”他说,“是算明白了。”

他现在在一个快递驿站干活。一个月五千。没有五险。但是每天能回家。他老婆在超市。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九千多。他们租房。孩子上初中。

“我知道我以后完蛋,”他说,“我社保断了。我五十五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现在能睡着觉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面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汤已经不烫了。

我说你后悔吗。

他说不后悔。

“后悔什么,”他说,“后悔没早点撤。”

第四个。

这个还在干。他姓吴。五十九。照护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头。他说这个老头是他干过的第六个。

吴师傅跟前面几个不一样。他不抱怨。他说他喜欢干这个。

“我干不了别的了。”他说,“我五十九了。谁要我。”

他的账是这样的:

一个月九千。管吃管住。他一个月花不到三百。剩下的全存。

“我存了三年了,”他说,“存了十八万。”

他说这个数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就一下。

“我老伴在老家。她有退休金,一个月一千八。我们两个够花。我干这个,就是想给孩子留点。”

他有一个儿子。三十四。没结婚。在县城开出租车。

“他那个车,”吴师傅说,“是租的。一个月租金三千。油钱自己。他跑一天,有时候挣一百多,有时候挣两百。他说他不想干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不知道。”

吴师傅说到这儿,停了。

“我干这个,”他说,“我还能给他攒点。我要是回去了,我就得花他的。”

我说你身体行吗。

他说行。

“就是腰不行了。膝盖也不行。”

他说他每天给老头擦身的时候,要弯着腰。弯一次,两分钟。一天弯十几次。

“弯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就想,我这腰要是断了,我儿子怎么办。”

他说这个的时候,是在老头家的阳台上。老头睡着了。阳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脸上全是褶子。手上也是。

他给我看他的手机。他儿子的微信。最后一条是他发的:“爸,给我转两千。”

他转了。

“上个月转的,”他说,“这个月还没发工资。”

我说你儿子知道你在干这个吗。

他说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爸你别干了。”

“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干你养我啊。”

他说完就笑了。笑完了,就不笑了。

“他不是不孝,”他说,“他是真没钱。”

他站起来,去看了一眼老头。老头还在睡。他把被子拉了拉。

“我干这个,”他说,“我就图一件事。我死了以后,我儿子不用给我掏钱。”

第五个。

这个是我自己。

我不是男保姆。我是写东西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比他们更想找个活干。

我三十四那年——就是去年——我失业了。不是被裁,是项目没了。一个公司,说散就散。我拿了两个月补偿。一万六。我交了三个月房租,没了。

我打开招聘软件。我看了一圈。我把年龄填上。三十四。然后我删了。改成三十二。还是删了。改成三十。然后我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改。

后来我没改。我投了。投了大概三十份。回复的有三个。一个问我要不要做销售。底薪两千八。一个问我能不能接受大小周。我说能。他说那你明天来。我说好。然后他再没理我。

第三个,是一个做内容的。一个月六千。我说行。他问我之前挣多少。我说一万二。他说我们这个岗位预算就六千。

我说行。

他说那你考虑一下。

我说不用考虑。行。

他说那你等我消息。

没有消息。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楼,去快递柜拿快递。我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十几块钱的。我拿快递的时候,会在楼下站一会儿。站十几分钟。看人。看老头老太太推着小车去买菜。看年轻人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看一个人蹲在花坛边上抽烟。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注意到周师傅的。

他推着林老太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他推得很慢。下坡的时候,他整个人往后仰,用身体别着。上坡的时候,他弓着腰。他的背是驼的。我后来才知道,他四十七。但是看起来像五十多。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等电梯。我说你一天推她出来几次。

他说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我说她喜欢出来吗。

他说不知道。她不说话。

“她不说话?”

“不说话。有时候说。说也是含含糊糊的。听不清。”

我说那你跟她说话吗。

他说说。

“我说,大妈,今天太阳好。我说,大妈,你看那个小孩。我说,大妈,回去吃饭了。”

“她回你吗。”

“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有时候她看着我。就看着。”

他说这个的时候,电梯来了。他推着老太太进去。我跟着进去。电梯里就我们三个人。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眼睛看着前面。周师傅站在她后面。我站在旁边。

电梯到了。他推出去。我说我帮你。

他说不用。

他推着老太太往楼道里走。我站在电梯口。看着他的背。他的背一耸一耸的。不是哭。是用力。

我那天回家,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想起我爹。

我爹今年六十八。在老家。我妈走了以后,他一个人。我每个月给他打一千五。有时候两千。我打电话回去,他总说没事。我说你缺什么。他说不缺。

我上个月回去了一趟。我看见他厨房的碗。三个碗。一个碗里是咸菜。一个碗里是剩饭。一个碗是空的。

我说你怎么不买菜。

他说买了。

我打开冰箱。里面有排骨。冻的。冻得很硬。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说上周。

我说你怎么不做。

他说一个人吃不了。

我在那个冰箱前面站了很久。我没哭。我就是站了很久。

后来我把排骨拿出来。化了。炖了。炖了一锅。他吃了两碗。吃完了,他说了一句:“你炖的比我炖的好。”

我说那我以后常回来炖。

他说不用。你忙。

我说我不忙。

他说你忙。

我没接话。

我走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我开车走。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站在那儿。手背在后面。一直站着。我拐弯的时候,他还在。

我踩了一脚油门。

我没回头。

我说这个,不是要讲我。是要讲那笔账。

我后来跟周师傅聊过几次。都是在楼道里。他抽烟。我不抽。他抽。他抽的是那种七块钱一包的。他说他一天抽半包。一个月一百块。

我问他,你给你儿子打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打五千。

“剩下的呢。”

“剩下的我留着。我儿子结婚要彩礼。我们那边现在要十八万八。我攒了三年了。攒了九万。”

我说那还差一半。

他说嗯。

“再干三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烟快烧到手了。他把烟头摁在楼梯扶手上。扶手上全是印子。

“我有时候想,”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给我儿子攒钱。攒完了,我就老了。老了就回去了。回去了就……”

他没说完。

他把烟头扔了。

“不说了。”

我说你歇一天吧。

他说歇不了。

“我歇一天,老太太就没人管。她儿子在国外。女儿在南方。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电话里说,周师傅,我妈就拜托你了。”

他说“拜托”这两个字的时候,学的是那个女儿的语气。我听出来了。是那种客客气气的、隔着很远的语气。

“拜托。”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笑了一下。

“我一个月的工资,”他说,“够她女儿买一个包。”

我没说话。

他也没说话。

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我们站在黑里。他的脸看不太清。我只能看见他的烟头,一明一暗。

我写到这里停了很久。

我不是要写他们有多惨。他们不惨。他们一个月挣的,比我在办公室里挣的还多。他们的问题是另一回事。

他们的问题是,这笔钱挣完了,就完了。

没有以后。

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工龄。没有退休金。没有升职。没有积累。没有“明年会比今年好”。

就是一个月一万一。干一个月,拿一个月。不干了,就没了。

这不是工资。这是卖时间。一小时十五块。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个月三十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卖了三年。卖了五年。卖了十年。

卖到最后,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个坏了的腰。和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结婚的儿子。

我算过一笔账。

周师傅。四十七岁。假设他干到六十岁。十三年。一个月一万一。一年十三万二。十三年,一百七十一万六。

听起来很多。

但是他一个月打给儿子五千。一年六万。十三年,七十八万。

他自己一个月花多少。他说不到一千。一年一万二。十三年,十五万六。

剩下的呢。剩下的七十八万。他说他要攒着。攒着干什么。攒着养老。

但是他没社保。他没医保。他要是病了,那七十八万够不够。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他说他不敢想。

“想那个没用。”他说。

还有老陈。五十二。一天二百六。一个月算七千八。一年九万三千六。他闺女一年两万五。他自己一年花多少。他说不到一万。剩下的六万。他说他存着。存着给他闺女。

“我闺女毕业了,”他说,“我就不干了。”

我说你闺女什么时候毕业。

他说还有一年半。

“一年半,”他说,“我再干一年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医院走廊里。他坐在陪护椅上。椅子很小。他坐在上面,膝盖顶着前面的墙。他弯着腰。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是肿的。

“一年半。”他又说了一遍。

然后他不说了。

我看着他的手。那双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黄师傅。撤出来的那个。三十九。他现在在快递驿站。一个月五千。他老婆一个月四千多。两个人九千多。房租一千八。孩子上学。吃饭。交通。他说他们一个月能剩一千。

“一千,”他说,“一年一万二。我干到六十。二十一年。二十五万。”

他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是在他那个驿站里。驿站很小。堆满了快递。他坐在一堆快递中间。他的手机一直在响。他没看。

“二十五万,”他说,“够干什么。够我老了看病吗。”

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不知道。

“我现在能睡着觉。”他说,“我就图这个。”

吴师傅。五十九。一个月九千。一年十万八。他说他存了十八万。他干到六十五。还有六年。六年,六十四万八。加上十八万。八十二万八。

“够了。”他说。

我说够什么。

他说够他和他老伴养老。

“我们那边,”他说,“一个月花不了两千。八十二万,够花三十年。”

他说这个的时候,是笑着的。那种笑是真的。他算过。他算得很清楚。

“我儿子那边,”他说,“我管不了了。他自己看着办。”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愧疚。就是平。像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干了一辈子,”他说,“我该歇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后来想,这五个人。一个撤了。一个卡着。一个还在干。一个给自己算出了一条路。一个——周师傅——还在楼道里抽烟。

他们不是一代人。周师傅四十七。老陈五十二。黄师傅三十九。吴师傅五十九。我三十四。

我们是五代人。

但是我们站在同一个楼道里。

那个楼道。灯是坏的。没人修。物业说没钱。住户说交物业费了。物业说收不上来。住户说你们没干活。物业说你们不交钱。就这么转。转了好几年。

灯还是坏的。

我们就在黑里站着。抽烟。说话。不说话。

我有时候想,这个灯,谁来修。

后来我不想了。

我想的是另一件事。

我想的是,为什么是他们在干这个。

为什么是四十七的、五十二的、五十九的。

为什么不是年轻人。

我问过黄师傅。他说年轻人不干这个。

“你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个月一万一,”他说,“让他伺候一个老太太。端屎端尿。他干吗。”

我说不知道。

“他不干。”黄师傅说,“他宁愿去送外卖。一个月挣六千。但是他自由。他不用住在别人家里。他不用给人擦屁股。”

他说得对。

我又问周师傅。他说他也知道。

“我儿子就不干。”他说,“我跟他说过。我说你也来干这个。一个月一万一。他说他不干。他说他宁愿在厂里。”

“为什么。”

“他说丢人。”

周师傅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

“丢人。”他又说了一遍。

然后他不说了。

我后来想,这个“丢人”是什么意思。

不是嫌这个活脏。是嫌这个活没有以后。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干这个。干到三十。干到四十。他还是干这个。他没有升职。没有工龄。没有社保。没有退休。他干到干不动了。他就回去。回去的时候,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丢人。这是没有出路。

年轻人算得比我们清楚。

他们算过了。这笔账不划算。所以他们不干。

他们去送外卖。去开网约车。去做直播。去考编。去考公。去考研。去躺平。

他们不是懒。

他们是算过了。

我认识一个送外卖的。二十六。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送外卖,”他说,“我一天跑十个小时。一个月挣八千。我想跑就跑。我不想跑我就不跑。我不用看人脸色。我不用给人擦屁股。”

我说那你以后呢。

他说什么以后。

“我干到三十五,”他说,“我干不动了。我就回老家。”

“回老家干什么。”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的时候,是笑着的。

那种笑,跟周师傅不一样。周师傅的笑是苦的。他的笑是空的。

“反正我现在能活着。”他说。

我后来想,这就是那个圈。

年轻人不干。中年人干。中年人干到干不动了。年轻人顶上。但是年轻人不顶。

所以中年人干到干不动了。就没人干了。

然后呢。

我不知道。

我写到这里,又停了很久。

我想起我妈。

我妈走之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我请了一个护工。女的。五十多岁。一天两百。我请了三个月。一万八。

她对我妈很好。擦身。喂饭。翻身。她跟我妈说话。我妈那时候已经不太能说了。她就自己说。

“大妈,今天天气好。”

“大妈,你闺女来了。”

“大妈,你吃一口。”

我妈走的那天,她在。她帮我妈擦了身。换了衣服。然后她站在旁边。看着我。

我给了她钱。她接了。

她说:“你妈是个好人。”

我说谢谢。

她说:“你也是个好人。”

我说谢谢。

然后她走了。

我站在病房里。我妈躺在床上。她已经走了。她的脸很安静。

我想起那个护工。我想起她一天两百。三个月一万八。我想起她说的“你也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好人。

我就是觉得,那笔账不对。

我出了钱。她出了力。我们两清了。

但是我妈走了。她也走了。

我们谁都没有留下来。

我后来没再见过她。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写这个,不是要讲道理。

我就是想把这些账记下来。

周师傅。一万一。一小时十五块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个月休两天。儿子要彩礼。他攒了九万。还差九万八。

老陈。一天二百六。一个月六千到八千。陪护椅。四年。闺女上大专。一年两万五。腰不行了。膝盖不行了。贴膏药。一块五一张。

黄师傅。八千五。干了一年半。撤了。现在五千。社保断了。能睡着觉了。

吴师傅。九千。存了十八万。干到六十五。八十二万八。够养老。不管儿子了。

我。三十四。失业。投了三十份简历。三个回复。一个六千。没消息。给我爹炖了一锅排骨。他说比他炖的好。

这些账。我都记着。

我不知道记下来有什么用。

我就是觉得,应该有人记着。

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

我昨天又看见周师傅了。他推着林老太太。在楼下。太阳很好。他推得很慢。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她的眼睛看着前面。

周师傅看见我了。他点了点头。

我说今天太阳好。

他说嗯。

我说你歇会儿吧。

他说不歇了。

他推着老太太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弯腰。把老太太腿上的毯子拉了拉。然后直起身。继续推。

他的背是驼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走远了。拐弯了。看不见了。

我拿出手机。我给我爹发了一条消息。

“爸,排骨吃完了吗。”

他没回。

我看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很久。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我下周回去。”

删了。

“你想吃什么。”

删了。

“我……”

删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

我站在楼下。太阳照着我。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上楼了。

楼道里还是黑的。我摸着扶手往上走。扶手上有烟头烫的印子。我摸到了。

我走到六楼。拐角。那个地方。我站了一下。

没人。

我继续往上走。

我到家了。

我开门。进屋。关门。

我坐在沙发上。

我拿起手机。

我爹回了。

“吃完了。”

就三个字。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打了几个字。

“我下周回去。”

我看着这五个字。

我没删。

我按了发送。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

我坐在那儿。

窗外有人在推轮椅。我听见轮子在地上滚的声音。很轻。一下。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是周师傅。他推着林老太太。在楼下。他们又转了一圈。

他推得很慢。

太阳快下山了。

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看着那个影子。

一直看着。

直到他们拐弯。

直到看不见。

我回到沙发上。

我拿起手机。

我爹回了。

“好。”

就一个字。

我看着那个字。

我没回。

我把手机放下。

我坐在那儿。

天黑了。

我没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