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忆辛酸往事：熬过1942年苦难，奶奶为何受父亲冷淡？|1942年|大伯|奶奶|山西|庄稼|老兵|蚂蚱

原标题：我的奶奶

作者：李铭

9月13日，是奶奶的忌日。在尘封多年的老相册中，找到了这张奶奶的照片，看着照片，我好像又回到了她老人家身边。

奶奶1907年出生在河南尉氏县农村，名字叫李刘氏。这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那时女子出嫁后，名字的第一个字必须冠以夫姓，第二个字才是自己的姓。这是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底色。

奶奶虽然也裹脚，长长的黑绷带缠裹住她的腿脚，可她的脚，却只拗弯了小小的一根脚趾。很多女人被缠成三寸三角小脚，而她，倔强地为自己留住了站立行走的余地。走路几乎看不出异样，这在那个年纪的女人中，显得很另类。后来我才领悟到，就凭这双没有裹残的脚，1943年她才能带领全家逃荒，从河南到山西、甘肃、宁夏，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每月初去给奶奶家、姥爷家送生活费。姥爷一个人，每月送五元钱；奶奶家还有姑姑，所以每月送十二元。每次送钱，奶奶总会给我一个礼物——大多是煮一个鸡蛋，并手把手教我把刚煮好的鸡蛋立刻用凉水浸泡，皮就好剥。我试着做，真的很灵。

到奶奶家，常常看到她坐在纺车前纺棉线。右手转动纺车手柄，大轮旋转带动左边的钢针飞快转动，左手拿着一条像油条似的棉花条，让棉头慢慢凑向钢针尖，棉花立刻被抽成细线，伴随钢针旋转瞬间拧成棉线，再随左手前后均匀移动，有规律地缠绕在长长的钢针上。感觉很神奇，奶奶就手把手教我拿着棉花条往钢针上送，可纺出的棉线不是粗了就是太细。奶奶纠正我的动作：“纺的棉线要粗细均匀，不然得返工，更挣不到钱。”

坐在纺车旁，奶奶经常一边纺线一边给我讲过去的事情。

1938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堤段，尉氏老家刚收完麦子，各家各户都累得不行。夜里正睡觉，忽然从天边传来轰隆隆声，以为是打雷下雨，转眼间狂风夹杂着黄土和树叶四起。人们惊慌失措之际，十多人高的水浪席卷而来，整个尉氏县瞬间成了一片汪洋。农村的土房像树叶一样被卷走，粮食被卷走，很多人也被浪涛吞没……活下来的人，只能吃树叶、啃树皮。极端灾难面前，奶奶成了一家的主心骨。她安排大伯、我爸和三叔分别向三个方向去捡树叶、挖树皮，自己跑到很远的地方，挖一种白灰色的、很细腻的土，带回家拌着树叶、树皮和少许粮食，煮成一锅粥——那是全家活下来的指望。

艰难的日子刚刚缓和，1942年夏天又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几个月滴雨未下，地里的庄稼。干旱引发蝗灾，尉氏县是河南重灾区。后来我翻旧报，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记载：尉氏境内飞蝗蔽天，东西宽十余里，由北而南，日光为之暗淡。报纸上的冰冷文字，背后却是奶奶亲身熬过的人间实景。

干死

奶奶说：“蝗虫飞来之前，先听到哗哗的喧嚣声，随之就是像乌云一样的蝗虫飞来，遮天蔽日，耳边全是蝗虫翅膀煽动的嗡嗡声，打在人脸上生疼。无数蝗虫撕咬所有裸露的皮肤，极其恐怖，孩子们被连咬带吓，撕心裂肺地哭。所有人都不要命地往家里跑，门窗不能有一丝缝隙，否则蝗虫会充满房间。”

她停顿一下：“最可怕的是蝗虫过后，地里所有能吃的东西被一扫而光。包谷、小麦、树叶都没了，就剩下光秃秃的秸秆和树枝。”

我疑惑地问：“一伸手就能抓住一个蚂蚱？”

“当年我拿着麻袋口，迎风对着飞来的蝗虫，一会儿就是一麻袋。”

我目瞪口呆，又问：“蝗虫就是蚂蚱吗？能吃吗？”

“蝗虫和地里的蚂蚱不大一样。开始有人吃，可吃过之后，有的人肚子胀得像皮球，疼得打滚，有的拉稀不止，生生拉死；有的人头晕、头疼得要命。”后来翻旧史料才明白，那遮天蔽日飞来的，不是田间寻常蚂蚱，是毁灭性的迁徙飞蝗。

“很多人说这是触犯了神灵蚂蚱爷，面对蝗虫，人们吓得纷纷跪地磕头，祈祷蚂蚱爷爷留点粮食。谁吃了蚂蚱，就是惹恼了蚂蚱爷，一旦报复，那可要了命。”

“熬了半年多，家里、地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

我吃惊地问：”那怎么办呢？”

“那时饿死的人随处可见。”

“1943年冬天，实在走投无路，我领着一家九口人开始向西逃荒。”说到这里，奶奶手里的棉线松了，纺车慢慢停下，她的头扭向一边。屋子里静下来，只有屋外的风刮动窗纸，发出哗哗声。我攥着衣角，不敢再多问半个字。

人一辈子就如纺棉线，要粗细均匀才可以谋生；可人的一生，命运的线却常常粗细难控。

奶奶去世将近四十年了。我和奶奶长时间相处，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各派大打出手，死人事件频频发生。家父是伤残军人，表了态，便常被另一派拉出去批。头发被一缕一缕的拽掉，甚至还有头皮，鲜血直流。危难之际，家父和同事们躲避到外地不知去向，母亲领着妹妹远走五姨家，我则跟随奶奶回到了尉氏县农村老家。

刚回老家时，住在奶奶的干儿子大纲家。大纲十五岁，弟弟二纲十二岁，我就经常跟着他俩到地里割草。

有一天下午，天气炎热，我跟着五六个大点的孩子在地里干活，二纲招呼大家说天太热，到瓜地弄个瓜吃。大家七嘴八舌，一致推荐我去摘。我胆怯，他们说：不去就不带你玩。

我只好照做，潜伏到西瓜地里，爬到一个大西瓜前，刚把瓜拧下来，就听到看瓜棚里传来打雷般的吼声，吓得我赶紧把头藏在西瓜叶下面，其他人早跑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没动静，我以为风险过了，双手开始滚动西瓜。忽然屁股被人踢了一脚，吓得我激灵一下坐起来——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身后：“小子，还想把瓜偷走呀？起来，抱着瓜跟我到瓜棚。”

我站起来，抱着瓜往瓜棚走，刚走一步，看瓜人一把抢过西瓜：“把瓜瓤踩坏了你更赔不起。”到了瓜棚，他瞪着我连问两声：”看你面生，哪村的？”“问你话呢，家住哪里？”我手足无措，一个劲地攥衣角，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关键时刻，奶奶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看瓜人看到奶奶，脸色缓和了：“婶子来啦。”

奶奶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面对看瓜人：“这不是村西头狗蛋家的老三吗？这是我从开封带来的前进牌卷烟，盒里还有六根，你尝尝，香得很。”看瓜人眼睛放光，双手接过卷烟，凑到鼻子下吸闻。

奶奶指着我：“这是我孙子，孩子他爸可是朝鲜回来的功臣。孩子第一次回老家，吃一个西瓜怎么了？”

“婶子别急，你看看他摘的是个生瓜蛋，怎么吃？”

奶奶看看瓜，扭头看着我：“我知道都是你那几个叔拱你干的，可不能养成偷东西的坏毛病，记住没有？给你叔认个错。”

“记住了，叔叔我错了。”

看瓜人摸摸我的头：“想吃瓜，等熟了来找我，我给你挑又沙又甜的。”

偷瓜风波就这么过去了。晚上奶奶带我到没人处，蹲下来拉着我的手：“有奶奶在，别害怕。以后想吃啥跟我说。千万不能偷东西！”夜色裹住田野，奶奶粗糙的手握住我的手腕，一股暖流涌到全身，方才浑身的战栗，一点点散掉。

小时候的经历，随时间推移越发记忆深刻。后来我当兵探亲回家，和母亲聊家常，才知道家父还在朝鲜打仗时，地方政府就已在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很快有了消息：大伯在兰州是铁路工人，已成家，有三个孩子；奶奶和姑姑在宁夏。组织上安排奶奶和姑姑先在大伯家住下，等家父回国再安排回老家。说话间，母亲打开那只枣红色箱子，找出当年部队开的书信文件。箱子铜扣绿锈斑斑，纸张泛黄，有的折痕已断裂，墨迹褪色，可印章还是那么殷红。纸上的文字，连接起离散家人的命运。

我部队转业后，却隐约感到家父对奶奶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这种冷淡藏在内心深处，只有我才能觉察到。我问过几次，家父总是默默不语。

直到2006年冬天，家父心脏病发作住院。我和姑姑坐在病床前唠家常，此时奶奶已经去世十多年。我试探着问：“爸的病情也稳定了，正好姑姑也在，唠唠过去的事吧？”

家父叹口气：“我知道我的病情，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也该给你说说过去的事了。”病房外下着鹅毛大雪，病房里安静得出奇，暖气开得有二十多度。家父坐了起来，我赶紧给他后背垫了个被子，被子上又加两个枕头，父亲的头凹陷进枕头里，很舒服。

“还是要从1943年冬天大逃荒说起。在尉氏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你奶奶领着全家九口人向西走逃荒。仅有的一点粮食两天就吃完了，刚走到洛阳地界，就已经饿死、病死四口人——这些都算没办法，不说了。”

“最让我痛苦的、一辈子也不能原谅的，就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死。当时走到山西境内，我、你大伯还有你三叔轮流背你曾祖父。他饿得实在没有一点力气，坐在地上靠着棵老树，有一口没一口地喘着气，双手像干枯的槐树枝，脸色蜡黄，冷得牙齿直哆嗦。这时你奶奶走过来，用拐杖打我们三兄弟，硬生生把我拽着你曾祖父的手掰开，头也不回地赶着我们走了。你曾祖父，永远留在了那棵老树下……”

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失声痛哭，枕头被泪水洇湿。窗外雪花落在玻璃上，融化成水向下流淌，他肩膀剧烈抖动，久久说不出完整句子。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偷瓜那天，奶奶也攥着我的手说“有奶奶在别害怕”——她的手也干枯得像槐树枝，却暖得烫人。

我轻声安慰家父：“在那没吃、没喝、寒冷刺骨的冬天，人命如草芥，奶奶也是万不得已。假如奶奶脚小得走不成远路，需要人背着走，那就更悲惨了。”听此言，家父沉默了。

稍缓：“仅仅这些也就罢了。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你奶奶和你姑姑暂住兰州你大伯家。你奶奶嫌大伯家三个孩子不听话、偷吃粮食，把馍筐挂在屋脊的大梁上，可还是挡不住偷吃。你奶奶一次次地打，孩子们偷吃得更多，打得更狠。最后大女儿离家出走，从此再没有下落。你大伯给我说到这儿，他竟用头撞墙……”家父哽咽，眼泪哗哗往下流，脸色开始变得灰黄，我马上拿出硝酸甘油让他含在舌下。

再看姑姑，早已哭成泪人。说来也怪，自从家父说出了积压心头一辈子的隐痛，好像搬掉了一块石头。此后岁月里，他心情渐渐平静，口含硝酸甘油的频率也明显下降。

病房那晚的大雪早已消融，可那些风雪，仿佛依旧盘旋在过往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