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后的科研体系建设|中国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后，与师资不足相比，基础更差的是科研体系。中国科大建校后的一段时间，在科研工作组织体系上与其他高校明显不同，主要立足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在“以教学为主”的指导方针下，青年教师被要求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中，没有科研任务。留校毕业生中，仅1963届留校生稍稍接触过科研，1963年建校5周年，中国科大曾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周年纪念科学论文集》，收录教师与学生的科学论著73篇，其中包含部分学生在研究所老师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如应用数学系温寰海、刘耀荣，技术物理系郑兆勃、麦汝奇，近代物理系王世伟，化学物理系俞书勤等人。1964 年、1965年毕业留校生因参加“四清”工作，大多未涉足科研。所以，“二次创业”，科研工作几乎从零开始。

因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留给中国科大“二次创业”建立科研体系的时间窗口期是十分有限的，这是中国科大校史研究值得更多注意的问题之一。

1978年3月初，中国科大1977级新生入学

国家科研体制改革与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科研工作的重建，基本上是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集中型的科技体制。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然而，“原有科技体制在许多方面的不适应变得愈来愈尖锐。其中，最明显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学技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产力功能。”另一方面，“ 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国家财力有限，科研投入捉襟见肘。当时我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低位徘徊，仅为0.5%左右，经费总额有限，难以满足5000多个科研机构、50万科技人员的经费需求，科研机构的财政拨款供给制难以持续。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在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社会上甚至质疑中国科学院存在的必要性，基础研究工作者思想上出现较大程度的迷茫。针对基础研究遭遇的这种困境，1981年5月，89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批准，随后几年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基础性研究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促进了基础研究工作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科研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体现，为后来国家全面推广科学基金制度铺平了道路。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使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决定》指出：“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面向社会，接受各方面申请，组织同行评议，择优支持。”

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对科研事业费做出重大改革：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在“七五”期间（1986—1990年）逐年减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拨；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研究经费应该逐步做到主要依靠申请基金，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经常费。

1986年2月14日，在邓小平推动下，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其管理部门正式建立。“对基础研究实行宏观引导、自主申请、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支持的资助机制”。由此，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被引入科研管理工作中。

科研竞争力的快速形成

在科学基金制度下，中国科大面对的是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竞争，甚至当年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作为学校科研工作后盾的院属研究所，在相关研究领域也可能成为基金项目的潜在竞争对手。

198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仅10年；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算，到1986年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建立，仅仅只有8年时间。中国科大从北京下迁时，科研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到科学基金制度实施时，获批基金项目竟对一些老牌大校、名校，不遑多让，显示出很强的科研实力和竞争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10年间中国科大获资助情况

年份

国家基金总额/万元

获资助总额/万元

获批项目数/个

全国排名

1986

8000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这种科研竞争力的快速形成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院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基因。经历入校时百里挑一的严选、对科学研究的极大兴趣，加上“把红旗插上科学高峰”的志向和自信，这些“科大人”显著的特点，使其成为天选的科研材料。

第二个重要因素与别具一格的“教师队伍的重建”有直接关联，是教员规模化出国培训和学校高水平学术交流环境奠定的基础。

科研工作起步阶段的历史回顾

1972年下半年，随着刘达复出和工农兵学员入校，学校工作秩序相对改善，中国科大部分教员开始琢磨研究工作。这时研究工作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如物理教研室的天体物理小组，教员们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聚在一起，跟踪前沿理论，定期组会讨论，发表研究成果；第二种是常规科研状态，基于自己专业，寻找研究课题，开展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比如王水院士，1972年他开始进行国内最早的哨声实验研究；第三种是在完成社会委托项目与合作项目过程中，形成了研究课题，如伍小平院士在承担上海飞机制造厂运-10飞机扰流板结构分析项目中，发展了散斑分析方法。

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科研工作困难重重，天体物理小组遭遇到的是政治上的压力，广义相对论和“大爆炸宇宙学”被批为唯心主义。实验研究要面对仪器设备严重匮乏的困难。搬迁途中仪器设备损耗严重，运抵学校后空间腾挪不开只能随意码放，一放数年。南方梅雨季节湿度大，电子设备长期不用很易损坏。当时的玩笑话：打开开关，仪器不亮；找万用表来测，指针不动；找烙铁来焊，烙铁冰凉。王水院士自述为拼凑实验装置，修了一年仪器，生生练就了动手能力。

伍小平院士拼凑实验装置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散斑实验首先要有一个防震台，正规的防震台当时一两万元，我们从学校申请来的钱总共只有3000元，只能另想办法。我们做力学的人经常跑各种工厂，车床厂铸造的机床台面，如果有孔洞、沙眼，就不合格，当废铁扔一旁。我们不在意它里头有没有洞，就花了500块钱，买了两块，从上海运到学校，然后砌台子、弄减震器都是土办法，还有一笔钱用来买最便宜的氦氖激光器。当时学校有一个废旧器材仓库，我们就跑去翻找，诸如报废显微镜的镜头等，所以我落了个名声，说伍小平最能拆东西，实验装置就这么凑起来了。 ”

1978年开始的五六年间，中国科大基本上完成了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出国轮训和进修，这段时间与钱临照担任副校长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他分管外事，是中国科大教师出国进修计划的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和掌舵人。基于他自己留学的经验教训，钱临照引导出国进修教师选择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进入前沿研究领域，注意学习物理思想和最新实验技术。经过五六年的出国轮训，中国科大中青年骨干教师开阔了眼界，学习了方法，提升了能力，找到了课题，做出了成果。比如，陈霖1980年在加州大学进修，后来成为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褚耀泉1980年赴美国国立天文台（基特峰）工作，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LAMOST（“郭守敬”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重大科学工程首席科学家；方容川1978年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进修，后来成为中国固体光学与发光学领域奠基人之一；何平笙1979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进修，后来成为高分子物理专家；陈兆甲1980年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进修，后来成为低温物理领域的专家；等等。

大批出国进修教师学成回国，给中国科大的科研工作带来了全新面貌，一时呈现遍地开花的状态。近代物理系系主任阮图南为鼓励教师研究的积极性，打散了教研组，人员自由组合，围绕项目骨干建立多个课题组。王砚方回国后便挑头成立了快电子学项目组。2004年快电子学成为安徽省物理电子学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后来这个项目进一步发展成为2012年揭牌的“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组的演进过程是颇具特色的。王砚方在访谈中说，他对快电子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使这个研究方向没有死掉。他认为，中国科大当年一些专业研究方向，因为核心人物离开或改行，研究工作遂‌零落凋残。王砚方例举了微电子学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个案。实际上，极端条件物理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在1979年，钱临照即瞄准超高压、极低温方向研究，组织队伍、研发设备，选送教师出国深造。受钱临照指派最早从事高压研究的一位年轻教员后来成为该领域国际知名专家。1980年，学校决定建立四个综合性实验室：结构成分分析实验室、极端条件物理实验室、信息与控制系统实验室和微型计算机应用实验室。中国科大极端条件物理并未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令人遗憾。

与科学基金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是学术评价。无论是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会涉及项目意义、申请者的工作基础和相关学术能力的评判。于是，SCI影响因子这个原本作为图书馆订阅和选刊依据的参考指标应运而生，因其意义明了、操作方便、不受学科和地域的局限一跃而成为考察成果水平和刊物级别的定量指标。

相较自然科学基金排名，中国科大的SCI论文排名一度更加靠前，这也是学校研究热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大是如何应对研究设施严重不足困难的？作者曾就此问题对伍小平进行访谈：

胡：做理论研究有文献就挺好了，实验研究没有器材设备怎么办呢？

伍：大家都是七拼八凑的。科大领导当时立了一个规矩，不同系的老师之间，谁要跟谁合作，系主任要放手，不能管、不该管，就是这样的。

胡：这个规矩是谁定的？

伍：不知道是谁定的，我们觉得这样挺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手里都没有多少东西，大家凑在一起还可以做个实验，所以就是今天我问你借这个，明天他问我借那个，就是借来借去的，你系主任不能干涉。后来我遇到其他一些大学的老师，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学校研究工作起步阶段形成这种良好氛围，与“科大人”心中的“科大标准”是相关的，但钱临照作为主要业务领导，功不可没。

1984年，国家计委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所属的大学为重点，开始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以其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国家队”。其建设目标是进一步巩固我国原有学科的优势，开辟新兴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促进学科交叉与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被要求聚焦长远性、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同时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有重大作用，从发展战略上，把科学前沿探索与科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统一起来。

1984年第一批建设了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来，截至1994年底，10年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达155个，分布在高等学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卫生部的一些研究所。

统计九校联盟（C9 League，简称C9 或 C9 联盟）截至1994年底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目如下表。

C9联盟至1994年底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目

依托单位

总数/个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与C9 联盟中一些老牌名校相比，“二次创业”起步不久的中国科大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尚有显著差距。

“国家科学”战略布局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国家计委1983年4月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中国科大在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赶上了头班车。然而上表反映出，学校在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力量整合方面与第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进程并未同步前进。这种反差值得分析。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落户中国科大有其历史背景，故事很长。

1977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方毅和李昌被邓小平请到玉泉山谈科学与教育工作，面授机宜。我们注意到这次谈话中的两个要点：

（1）领导要抓重点。科学要抓重点研究室、重点项目和重点人。

（2）邓小平肯定聂荣臻主持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是成功的，强调今后还要搞规划。

谈话后，方毅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精神。6月20日至7月7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今后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即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激光技术。同时，要重点抓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即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办好中国科大。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中，并没有清晰地提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计划。1977年8月4-8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由方毅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因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讨论而广为人知的，但其在科技教育领域的历史作用远不止于此。

会议结束当天，邓小平基于会议讨论和自己的思考，就科学和教育工作发表了6点指导性意见，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科技工作管理和科研机构组织形式问题，这部分内容也与本书内容关系密切：其一，邓小平肯定了中国科学院起草的科学发展8年规划，同意下发试行，中国科大建设是这个规划的一部分；其次，邓小平谈到科研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快调整，而调整的第一要务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我提出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得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下面单位的调整，计划的执行等等，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了”。这成为中国科大“二次创业”领导班子配备的指导思想，钱临照1978年任副校长、包忠谋1980年任主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均是一时之选。

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工作又有几分大跃进的节奏。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召开的同时，1977年8月5—12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统一了思想认识。1977年9月5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报送了这个报告。这份报告体现了中国科学院贯彻邓小平讲话的快速行动，也对中国科大后来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报告确立了扎根安徽、办好中国科大的总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科学院承诺继续执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把中国科大建成一所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

197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

1977年9月27—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会议制定了数学、物理学等六大基础学科发展规划，并形成《1978 — 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草案）》。参会人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全国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及管理干部共1200余人。中国科大派出了33人的庞大代表团参会，由党委书记武汝扬和副教务长包忠谋带队。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造计划正是在这次会上，被列入了《1978 — 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草案）》中。在物理学部分，《规划》提到：“八年内要建成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第一步建成能量为400兆电子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和储存环。第二步建成能量为20 亿— 40亿电子伏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地点在合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负责筹建，高能物理所参加设计。”

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造计划被列入了《1978 — 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草案）》，当然是以包忠谋为代表的“科大人”努力争取的结果，但把这个大项目放在合肥，显然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对中国科大扎根安徽办学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中国科大当时如果没有扎根合肥的决心，就不太可能获得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落户合肥，是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中国科学院方针政策、中国科大自身努力三方面合力，天时地利人和带来的结果。当时中国科大人心思动，从校领导到普通教员，大部分人都在为学校迁回北京而作无谓的奔走呼吁。钱临照基于他的大局观，基于对学校发展根本利益的考量，坚定主张“扎根安徽，建设科大”，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结合安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国科学院承诺继续执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把中国科大建成高水平大学，意味着要在人力物力上做更多的投入，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方毅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77年初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至1981年卸任院长，应该说4年间比较好地践行了中国科学院支持中国科大扎根安徽建设高水平大学承诺，给学校发展创造了不少条件，比如：

（1）1978年钱临照被任命为中国科大副校长，同年9月提升龚昇等7人为教授（2人1980年被任命为副校长）、石钟慈等47人为副教授，同时，支持中国科大大量派遣教师出国进修等，这些举措，对领导班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1980年5月，我国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政府决定，把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全部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大学发展项目”。中国科大成为首批26所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高校之一。世界银行 “大学发展项目”由教育部主持，但中国科大并非教育部主管，中国科学院的背书应是必不可少的。

（3）大力支持中国科大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最典型的实例是1980年指定中国科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各项合作计划的具体执行机构，等等。

中国科大在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开始时之能成为排头兵，离不开中国科学院的托举，其后在国家计委主持的第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中，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若找客观原因，有理由认为，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那个时间段，“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并未得到完整的执行。实际上这段时间，中国科学院自身也面临严重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现在回过头看，1977年，高校教育和科研秩序刚刚恢复，中国科大校领导和加速器专业一班人能抓住时机，推动“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建设是颇具战略眼光的。这个项目也可以视为中国科大“二次创业”在科研工作上的一个跃升。项目不仅建成了一个大型设备，带动了学科发展，培养了一批专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大抢占“国家科学”高地的一个突破，为后来学校科研工作“聚焦重大基础性、战略性科技问题，加强前瞻部署和系统布局，推进重大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增加了获取国家科研资源的竞争力。

中国科大比较崇尚学术自由，这是建校时名师荟萃、风格多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个传统。这无疑是学校的一个优点，这种传统也深受学校师生的拥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禀赋和喜好，自由选择研究方向。环境宽松，研究氛围浓厚，教师天资聪颖且经过国内外培训拓宽了视野，研究兴趣和能力能得到发挥和赏识，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改革开放十多年间中国科大的研究热度。然而，基于教师个人兴趣而形成的研究人员群落，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为稳定的组织结构，从整体学科发展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角度看，自由自在，遍地开花的研究态势，又会成为学校长远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首先，如果不能通过一个大的项目团结人、培养人，对学校科技力量的整合就不太有利；其次，如果不能在学科带头人周围聚集一群人，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对学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往往受限。

在中国科大这种崇尚学术自由氛围中，钱临照没有放松团队建设，他非常强调学派的作用。1980年他发表《晶体缺陷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文，以该学科发展历史见证人的视角，通过正反两方面实例，写出这样一段总结：“在回顾晶体缺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学派的重要性。所谓学派，就是一个在学术上有领导的一群人的集合，他们在某一领域内做持之以恒的研究，并且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重视团队建设，倡导合作研究，选拔优秀的团队带头人，创设研究平台等，是钱临照的学术领导特征。早在1977年他负责中国科大基础物理教研室工作时，就在教研室内设立了理论天体物理研究室、超高真空研究室和结构分析研究室，还和物理系合办固体理论研究组。天体物理研究室后来成绩斐然，曾有3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分析研究室1982年发展成为结构成分分析中心实验室，1985年被中国科学院批准为首批开放实验室，即结构分析开放研究实验室，张裕恒、侯建国两位院士先后担任过该实验室主任。钱临照秉持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观点，不仅使基础物理教研室这样一个教学单位，成为中国科大科研工作的一支骨干力量，在重点实验室的战略布局中也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