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赵巧云，今年四十六岁，辽宁丹东人。在深圳做了八年保姆，到头来落了个贼的名声。
那是九月一号的事，我现在想起来手还抖。
那天早上我跟往常一样，六点半起来给东家做早饭。东家姓孙，叫孙德胜，在南山开了家电子厂，家里有钱得很。他老婆刘姐——不对，现在得叫刘女士了——常年打麻将，不怎么管家里的事。
我做的是住家保姆，一个月六千块，包吃包住。主要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偶尔帮他们接送一下上初中的儿子。
那天早上我正在厨房熬粥，听见孙德胜在卧室里喊我。声音不对劲，又急又冲。
我擦了擦手走过去，看见他站在衣柜前面，脸涨得通红。刘女士坐在床边，手里夹着根烟，看我的眼神跟刀子似的。
“赵姐，你过来。”孙德胜指着衣柜最上面那层，“我放在这里的金镯子，四根，你见没见？”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说：“什么金镯子？我没见过啊。”
刘女士把烟掐灭了，站起来说：“你别装糊涂。那四根金镯子是老孙他妈传下来的，一直放在这个柜子里。昨天我还看见来着，今天就没了。家里就你一个外人，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
这话说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在他家干了八年，从来没出过这种事。我说：“刘姐，我在这干了八年了，什么时候拿过你们家一针一线？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放别的地方了？”
孙德胜把柜子里的东西全翻了出来，衣服扔了一地。他越翻越急，额头上青筋都蹦起来了。
“不用找了，”他说，“肯定是你拿的。昨天下午你说出去买菜，去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是不是那时候把镯子带出去了？”
我说我是去菜市场了，路上碰见老乡聊了几句。可他们不信，非说我是在外面销赃。
刘女士打电话报了警。我站在客厅里，两条腿直哆嗦。干了八年，到头来被人当贼。
警察来了以后问了情况，又看了看现场。那个柜子没有撬锁的痕迹，家里门窗也都是好的。警察说这种情况不好定性，让我配合调查。
孙德胜当着警察的面说：“赵姐，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你要是把镯子拿出来，这事就算了，我不追究。你要是不拿，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我说我真没拿，要不你们搜我房间。
警察跟我去了楼下那间小卧室。我住的屋子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个柜子，连个窗户都没有。警察翻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刘女士不死心，把我的行李箱也打开了。里面就是我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我给女儿买的几件便宜首饰，加起来不值两百块钱。
她拿着我女儿那条假珍珠项链看了半天，冷笑了一声：“就这点破烂玩意儿，也值得藏这么好？”
我当时真想跟她吵一架，但忍住了。我说：“刘姐，那是给我闺女买的，十八块钱一条。”
警察走了以后，孙德胜把我叫到书房。他从抽屉里拿出三千块钱，推到我面前。
“赵姐，咱们好聚好散。这三千块算是我给你的遣散费，你今天就走吧。”
我说孙老板我真的没拿你的镯子，你不能这么冤枉我。
他把钱收了回去，说：“那你走吧，一分钱没有。”
我在他家干了八年，从早上六点半干到晚上九点，逢年过节都没休息过。平时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我一个人在家看房子。八年，就换来这么个下场。
我回屋收拾东西的时候，刘女士站在门口看着，怕我顺走什么东西。我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箱，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临走的时候，孙德胜的儿子放学回来了。那孩子叫孙浩然，今年十四岁，是我一手带大的。他看我拎着箱子要走，问他妈怎么回事。
刘女士说：“你赵阿姨偷了咱家的金镯子，被辞退了。”
孙浩然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拖着箱子走出那个小区，回头看了一眼。在那住了八年，连门口的保安都认识我。保安老张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干了，回老家。
老张叹了口气，说：“赵姐，保重。”
第二章
从深圳回丹东的火车上，我一直盯着窗外发呆。手机响了好几次，都是我老公打来的。我不想接，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老公叫刘建国，在老家镇上开了个小修车铺。我们有个闺女，今年二十岁，在沈阳念大学。这些年我在外面打工，家里全靠他撑着。
电话响了第五遍，我还是接了。
“喂，巧云，咋样了？不是说月底才回来吗？”他的声音还是那样，闷闷的。
我说没事，东家那边出了点变故，提前回来了。
他没多问，只说：“那行，我去车站接你。”
到了丹东站，我看见他在出站口等着。五十二岁的人，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看见我出来，他接过行李箱，说：“饿了吧？先去吃点东西。”
我说不饿，回家吧。
一路上他也没多问，就说了些家里的闲话。说院子里的柿子熟了，说隔壁老王家的狗又跑丢了，说他最近接了个大活，给一辆面包车换了发动机。
我知道他是怕我问起来难受，故意说这些有的没的。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镇上一个老小区，两室一厅，六十多平米。房子虽然旧，但被他收拾得挺干净。
我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箱，把那三千块钱拿出来。没错，最后还是拿了。孙德胜把钱摔在地上的时候，我一分钱都不想拿。可后来想想，凭什么不拿？我干了八年，就算按最低工资算也不止这些。
我把钱递给刘建国，说：“这是东家给的遣散费，三千。”
他愣了一下，接过钱数了数，说：“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把钱放进抽屉里，转身去厨房热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忙活的背影，突然觉得特别累。
吃饭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问了：“到底咋回事？你不是说干得好好的吗？”
我放下筷子，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警察来的时候，我的手又开始抖。
刘建国听完，沉默了半天。然后他说：“巧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那镯子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我当时就火了，把碗往桌上一顿：“刘建国你什么意思？连你也不信我？”
他赶紧说不是不信，就是问问。
我说问都不该问。我在他们家干了八年，起早贪黑的，到头来被人当贼撵出来。现在连自己老公都要怀疑我。
他不说话了，闷头扒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的事，孙德胜的脸，刘女士的眼神，孙浩然那个冷漠的表情。我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
刘建国在旁边打呼噜，我踹了他一脚。他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睡你的觉。
他又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
第二天一早，我开始收拾从深圳带回来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和一些零碎物件。我把它们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准备分类放好。
就在我整理那个装杂物的塑料袋时，手指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整个人都傻了。
是一个红色绒布的小袋子，沉甸甸的。我打开袋口，里面黄澄澄的，正是那四根金镯子。
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镯子在袋子里哗啦啦响。我赶紧把袋子攥紧，生怕掉地上发出声音。
刘建国还在卫生间刷牙。我蹲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镯子怎么会在我包里？我明明没拿。难道是有人陷害我？可谁会这么做？孙德胜？刘女士？不可能，他们要是想陷害我，何必报警？
我仔细回想昨天的每一个细节。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衣柜里自己的衣服全都拿出来了。那个红布袋，会不会是之前不小心混进去的？
不对，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袋子。而且金镯子那么贵重的东西，孙德胜一直放在主卧的柜子里，我根本没碰过。
除非……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概一个星期前，孙浩然放假在家，我在他房间里打扫卫生的时候，看见他书桌上有个红色的东西。当时没在意，以为是他的文具盒什么的。
难道是他放的？
可他才十四岁，为什么要害我？
我又想到另一个可能性。会不会是刘女士自己拿了镯子，然后栽赃给我？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离婚？还是为了骗保险？
我脑子乱成一团，手里的金镯子烫得厉害。
“巧云，你在干啥呢？”刘建国从卫生间出来，看见我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赶紧把红布袋塞进口袋里，站起来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他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是不是感冒了？脸色这么差。”
我说可能是坐火车累着了，歇歇就好。
他让我去床上躺着，说要给我煮碗姜汤。我说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床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冰凉的金属物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东西不能留在我手上，得想办法处理掉。
可是怎么处理？还给孙德胜？他会相信不是我偷的吗？报警？警察会相信我这个有“前科”的人吗？
我想来想去，决定先去找个人商量商量。
这个人是我在深圳认识的一个老乡，叫王翠兰，也在南山那边当保姆。她比我大两岁，在深圳干了十几年，见过不少世面。最重要的是，她认识孙德胜家的人，知道他们家那些破事。
我翻出手机，找到王翠兰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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