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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市博物馆的展厅深处,静静地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它是该馆的镇馆之宝,1972年出土于邯郸市张庄桥汉墓,全国同类型器物仅存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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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这件酒樽由酒樽与承盘两部分组成,通体鎏银、纹饰鎏金,通高28.3厘米,口径36厘米,承盘直径47.7厘米。酒樽盖顶三朱雀展翅欲飞,腹部透雕蟠龙铺首衔环,樽壁以细线镂刻流云、羽人、西王母等仙界图景,底部三足为熊形,镶嵌玛瑙、绿松石与水晶,每一处细节都尽显东汉皇家御器的精绝工艺。

酒樽承盘底部阴刻48字隶书铭文,是这件皇家御器自带的“官方身份证”: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䒹,护工卒史恽,长汜,守丞汎,掾习,令史愔主。(译文:东汉光武帝二十三年,四川一个叫西工的机构制造了这件王室御用酒樽,参与制作的官员和工匠有——内者令“室”、铜胎工匠“堂”、金银涂工匠“章”、纹饰工匠“循”、检验产品质量的工匠“䒹”、监工卒史“恽”、西工守长“汜”、西工守丞“汎”、经办官吏“习”、记录者“愔主”。)短短几行字,将铸造时间、机构、工序与责任人姓名全部清晰记录在册。

这48字铭文,并非只是一份简单的制造记录,而是一份完整的责任清单,正是《礼记·月令》中“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鲜活实物见证。从铜工铸造器型,到工匠“章”完成鎏金涂银,再到工匠“循”雕刻纹饰,每一道工序都留下具体制造者的姓名;从护工卒史、工长、守丞,到掾、令史,五级监造官员的名字全部刻入铭文,形成了“人人有责、层层担责”的完整责任链条。一旦器物出现质量问题,便可逐层溯源,从工匠逐级追责至府县主管官员,轻则返工重造,重则严刑峻法、层层治罪。

因其有效,后世沿袭“物勒工名”,并渐渐运用于其他领域。例如,明清两朝建造、修筑北京城,砖瓦的侧面或背面要刻上窑场字号及生产年份,有的还刻上窑主、监工和工匠的姓名。如果发现砖瓦有质量问题,便可以倒查追究、严肃问责。责任监督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各负其责、环环相扣的制度。

这套两千年前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一套严密的问责体系,用刻在器物上的名字,把“责任”二字从抽象要求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约束。“物勒工名”虽起于器物制造,但其精神内核却早已超越工艺范畴,延伸到了治国理政的深层逻辑之中: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官员施政如工匠造物,每一项决策、每一笔开支、每一次用人,都应如铭文般清晰可查、有据可依。今天我们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必追究”,正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传承与升华。

这件东汉酒樽,早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皇家奢侈品,而是一面照见古今的廉政之镜。它提醒着每一位党员、干部:制度的形式会随时代变化,但对责任的敬畏、对权力的约束永远不会过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物勒工名”——唯有始终知责、担责、履责,才能真正不负人民重托,不负历史使命。(邯郸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