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前后，上海码头附近，一家民信局的掌柜正等候江轮靠岸。船还没有停稳，伙计已经划着小船迎了上去。对商人来说，船上装的不只是货物，还有账单、家书、契约和急等回复的消息。民信局，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
清代早期，官方驿站主要服务于公文传递，普通百姓很难借此寄送家信和货物。道光二十年以前，民间通信大多依靠熟人捎带、商旅转交，速度慢，风险也高。富庶地区尚有零散的信局，偏远地方则往往只能托人带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和内地商业联系逐渐增多，轮船、商埠和长途贸易改变了信息流动的节奏。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一批由私人出资经营的民信局相继出现。它们通常只有一两间门面，既不像官署那样森严，也没有特别显眼的招牌，却承担着百姓与商号之间的日常往来。
民信局多设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等商贸中心。规模较大的信局设总号，再沿着固定商路开设分号。信件到了一个地方，便由当地分号接手，再通过脚夫、车船或其他商旅继续转运。这样的网络谈不上全国一体，却能依靠商路逐步延伸。
有意思的是，民信局并不只是一个收信的铺子。它的业务大致包括信件寄送、包裹运输和现银转运，有的还兼办货物托运。寄信人可以把信送到柜上，也可以请伙计上门收取。熟客尤其受到重视，因为民信局的饭碗，很大程度上就靠商号和老主顾维持。
信件收费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地方把普通信资称为“酒资”，另收的“号金”则带有保价意味。路程远近、投递缓急和信件是否需要专人护送，都会影响费用。所谓“火烧信”，是把信封一角烧去；“鸡毛信”则在封口插鸡毛，表示必须加快办理。这些名称很形象，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加急费用。
若事情极为紧迫，民信局会派专人单独递送，不与普通信件混在一起。这类急件在各地叫法不一，有“么帮信”等称呼。它们常用于商号催款、货物调度和突发家事。那时没有便捷的远程联络手段，一封信早到两三天，可能就意味着一笔生意能否接上。
包裹投递又是另一套做法。客户可以只租用挑夫、轿夫、骡车或驴车，自己安排押运；也可以把包裹交给民信局，由信局负责运到指定地点，再交给指定收件人。贵重货物通常要另请镖师护送，费用自然更高。东北一些地方盗匪活动较多，民信局往往兼有护送性质，车船上白天插镖旗，夜间悬镖灯，既是标识，也有震慑作用。
现银转运最考验信用。山路崎岖，水路漫长，途中可能遇到劫掠、沉船和人员伤亡。各地信局的赔偿规矩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承诺承担全部损失，有的规定由双方分担；若确因信局疏忽造成遗失，则需按约赔付。柜上接单时，往往会把货物数量、封装方式和交接人写清楚，避免日后争执。
川江一带水急滩险，民信局还会用油纸包裹信件和货物。这样做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落水后便于打捞，也能减少浸泡造成的损失。江南茶季运输繁忙时，一些信局会临时增加脚夫报酬，催促车船昼夜赶路。商业季节一到，通信速度便直接影响货物周转，民信局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调度办法。
晚清报刊逐渐增多后，民信局又承接报纸投送。报纸、信件和包裹一同进入城市街巷，使它们不再只是商人的工具，也开始服务于普通家庭。1896年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此后近代邮政逐步成形，但民信局并没有立刻消失。官办邮政承担更统一的公共传递，民信局则凭借熟悉商路、收费灵活和交接方便继续经营。
一位商人曾问柜上伙计：“这封信几时能到？”
伙计答道：“走普通路程，按约送达；若要赶船，另派快脚。”
看似简单的问答，背后是收信、登记、封装、转运、交接一整套环节。清代民间通信并非只有驿站和家书，它还连接着商号、码头、镖队、脚夫与无数条水陆商路。民信局没有官府的名义，却在日复一日的收发之间，建立起一套依靠契约、熟路和信誉维系的民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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