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青点评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制作各种红色文化视频，接近两个月时间在广东，湖北，安徽，山东活动。因此，就没有发太多深思考文章，从今天开始将创作重点重新回到文章。早上起得很早，不经意的时候又想起了外公当年对我说的一些话，然而每一句都记忆犹新。青少年时和他接触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在那个时期去济南接受三爷爷三奶奶的教育多一些，那时就没有过多和外公接触，90年后来青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地长大了，能够独立出行，所以开始接受外公的熏陶。但有时又让我感到特别遗憾，就是接受他的熏陶太晚了，太少了，因为在他的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当年他对我的那些忠告，那时我都听了，当然，也都受益了。
之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因为一个人的社会上成长守口如瓶很重要，不仅是规避风险的问题，还让你能够得到更高的人脉资源，因为社会地位越高越在乎守口如瓶。今天你把他对你说的话传出去了，虽然他并没有怪罪你，但是以后他就不会对你说类似的话了。因为这是一个忌讳，所以管不住嘴的人更容易失去高端人脉。很多人没明白一个道理，他相信你，并不意味着相信你的亲人以及你身边的人，有时无形破坏了规矩。举个小例子，很多人喜欢把不到位的人当作自己的人脉，在很多人面前炫耀，但那个时候外公就告诉我。“你认识的人，没有必要告诉别人，因为有的时候反而会带来一些麻烦。别人知道你和某某人的关系，托你去办一件事，这时你又办不了，因为你不能确定别人会不会帮你这个忙，夸下了海口，办不了，多尴尬。”后来在多年的社会历练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你把自己和某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说了出去，你知道那位重要人物会怎么想？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放弃你。”虽然嘴上不说，但每个人都反感管不住嘴的人，因为会误事。仔细想想当年我们那些老前辈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组织性纪律性太强了，其中就有这种守口如瓶，也属于政治规矩。
我谈论外公并不多，但是他的话对我最深刻，他是一个特传统的人。从事革命的路上没有受过一次处分，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他是一个特别遵守纪律和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人。平时不太爱说话，具体来讲就是不喜欢说废话，从来没有见他侃侃而谈，但他知识面相当丰富。他只讲一些重点的事情，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度。在那个时期，他教育母亲时喜欢说一个人有没有本事，不在于说话声音的大小，而在于声音的分量。一个人在社会成长，不要过多靠关系，因为有时关系靠不住，不长久，最终还是靠个人的真本事。所以他教育的子女都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就是靠本事说话。他极其注重教育，在六七十年代，培养了三个第一学历是大学本科的人，还有一个是第一学历专科，这一位不是学习不到位，而是因为正赶上了那个特殊时期。他说话只说一遍，不说第二遍，后来也成为规矩。在那个流行请客送礼的时代，他一包茶叶都没送，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没有与时俱进，但后来我慢慢地懂了，这正是他做人的底线。当年不管是领导和同事都很尊重他，因为他业务能力强，比如说出国的时候，他懂三门外语，也就意味着可以少请翻译。每个领导都会算经济账，因为每次活动都有经费限制。
1995年的时候，我跟外公聊天，于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当年和你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些人，还有一些上级领导，到今天最厉害的人当多大的官。因为那个时期年龄小，不懂世故，特别在乎谁当多大的官，谁能够赚多少钱，很羡慕那些非富即贵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期外公及时的纠正了我的一些想法。他说一个领导对自己的赏识不是因为你对他多么的恭敬，而是因为你能够满足他对你工作的需求，你个人的尊严也是你的工作能力所决定的结果，光说好听的话没用。
他当年去东北参与解放事业的时候是罗荣桓元帅带他们去的，从平原集合，然后到烟台渡海去大连。他在青年干部培训的过程中，当年担任晋冀鲁豫组织部干部科的杨白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帮助很大，自然而然也就有一些革命的友谊，这个不需要过多言表，到了90年代杨白冰得到了国家重用。外公也跟我聊了一下张全景年轻时的奋斗故事，因为1995年他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来他的儿子去了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城市担任市委书记，但我从来没有在文章中涉及他的任何事情，不谈好，也不谈坏，就是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我外公曾在德州战斗过，而在那个时期也比较熟悉。所以说红色子弟有红色子弟的规矩与分寸，不需要提醒。我外公已经去世几十年了，所以有些事儿聊聊也无所谓了。从外公身上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仕途之路，没有必要刻意强求，虽然有时可以达到。因为当年如果他开口找领导们帮忙，他绝对不是当年那个级别，但人都有百年，即使上去了又怎么样呢？
早期母亲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有一些不正确，她对外公说我不爱学习，天天玩，喜欢打架惹事，身边有很多存在社会习气的人，怕我惹他生气或者冒犯。因为在母亲的眼里，外公是一个让她一生毕恭毕敬的人，说一不二，从来不反驳，从来不主动要钱，外公给多少拿多少，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学费，也从来不多说。在大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开始谈恋爱了，后来母亲就把这个事告诉了外公。有一天，外公就问那个男孩他爸爸每个月给他多少生活费，母亲说15块钱，而当时外公给母亲10块钱，于是外公就说那以后我也给你15。60年代的大学生，如果每个月有30块钱，那是一件特宽松的事情，所以后来父母在钱上也从来不难为我。通过这件事说明外公是个很细心的人，在那个时期，他很注重男女平等，在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也延续这个标准，祖父给多少他就给多少。
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母亲就怕我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得罪外公，或者言语冒犯不尊重。但是母亲对我讲外公的时候，他说外公不喜欢学习不好的人，不喜欢说话声音大，而且咋咋唬唬的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对外公自然而然有一些疏远。但后来彻底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对我的印象，我也改变了对外公的印象。但后来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和外公接触的太少了，在他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少了。对于外公，我想念他的时间比很多长辈要多一些，因为他的忌日比我的生日早两天，所以我临近过生日的时候也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天不断地传播红色文化，但当年没有听他讲解放东北的全过程是遗憾。因为那个时期我对红色历史文化不感兴趣，所以没问。
在此补充一个问题，在1995年的时候，那时开始流行贷款这个概念，当时我对于贷款的理解不深刻，我曾经问过三爷爷三奶奶，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各有利弊，最好不要去贷款，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是拿不准，因为对于创业的人来讲，资金越多越好，能从银行贷钱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加杠杆，但父母也不太赞成去贷款，所以那个时期我就特别咨询外公，毕竟外公当年曾经代表国家去法国采购物资，对于一些金融政策也了解也非常深刻，毕竟干了一辈子外贸。那个时候他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说经济上行的时候当然贷款好，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贷款越多，负担越多，我就说不好的时候不贷，经济好的时候去贷不就行了吗？今天想想是多么幼稚，那时候外公说关键是你不知道经济什么时候变好，什么时候变坏，且不说你，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也很难做到。你最好不要贷款，只要干的事是正确的就不会缺钱。如果干的事不对，即使贷到了钱，那也是负担。所以外公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因此我创业从来不贷款。曾经有些人笑我保守，特别是我在深圳做培训的时候。
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很精准，特别是反腐“倒查”三十年这件事情，当年他就聊过，那个时候我将信将疑。还有就是对于国有资产改制那件事情，在1995年的时候他也聊过，所以到今天国家卡的时间标准就是到1995年期间的事。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有一天，他跟我聊了很久，应该有两个半小时，他谈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关于母亲的事，也有一些是关于我自己未来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我错怪你了，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最好的选择就是从政或从军，经商大概率都是小打小闹，但后来想想，一个人不管干什么，能靠本事混碗饭吃其实就很好了，因为这条路注定很难。#数字内容生产者##活着就是为了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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