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上海码头。三十个穿着蓝缎褂、戴着瓜皮帽的中国男孩，在轮船招商总局门前拍下了一张合影。他们中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十岁。拍完照，他们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轮。
送行的人里，有人哭了。哭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害怕——当时民间传言，洋人会把中国孩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缝上去，当怪物展览赚钱。能顶住这种传言把儿子送出去的，大多是广东香山一带的穷苦人家。詹天佑的父亲在文书上画了押，写的是“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没有人知道，这三十个孩子，是大清帝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的全部家当。
一个耶鲁毕业生做了十五年梦
提出这个计划的人叫容闳。他是广东珠海人，1847年跟着一个美国传教士去了美国，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大学学位的人。
回国之后，他等了十五年。给洋人当过翻译，给曾国藩买过机器，但心里一直装着一件事——送中国孩子出去读书。1870年，借着处理天津教案的机会，他把这个憋了十几年的计划写成条陈，递到了曾国藩手里：选一百二十个十二到十四岁的孩子，分四批，每年三十人，留学十五年，经费从海关收入里出。
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批了。
一百二十个人，走了九十四
从1872年到1875年，四批幼童陆续到了美国。他们被分到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五十多户美国家庭里，和美国孩子一起上学、吃饭、睡觉。
他们聪明，刻苦，成绩好。《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中国孩子的学习刻苦程度和取得的成就，“是美国孩子所难以达到的”。到1881年，已经有六十多人考进了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这些学校。詹天佑从耶鲁毕业，拿过好几次奖学金。
但问题也来了。这些孩子在美国待久了，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打棒球，有的还信了基督教。在清朝官员看来，这叫“习染西洋风气”。派驻美国的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和吴子登，一个比一个保守，三天两头写奏折，说这些孩子“腹少儒书，德性未坚”，还没学到本事，“先已沾其恶习”。
真正压垮这件事的，是1881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李鸿章本来想让幼童进美国的军事学院，美国政府拒绝了。加上保守派官员不断上奏施压，1881年6月，总理衙门一纸命令——全部撤回。
一百二十个孩子，只回去了九十四個。其余的，有的病死了，有的跑了，有的留下来继续读书。
东堂子胡同里的十年争论
就在第一批幼童登上美国码头的那一年，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座院子里，另一批孩子走进了课堂。
1862年8月24日，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倡办的人是恭亲王奕訢，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的理由很直接——《天津条约》规定，以后条约正本要用英文和法文写，可清廷连一个能看懂条约的翻译都找不出来，“常受人欺弄”。
第一批学生只有十个人，全是从八旗子弟里挑出来的，十三四岁，跟着一个英国传教士学英文。后来陆续加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到1867年，奕訢又提出来，要在同文馆里加设“天文算学馆”，学数学、化学、物理。
这一下炸了锅。大学士倭仁——同治皇帝的师傅——带头反对。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意思很明白：学洋人的东西，是舍本逐末。京城里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奕訢从此被人叫作“鬼子六”。
争论持续了半年。最后两宫太后拍了板，算学馆还是开了。但招生受了影响——报名的九十八人，来考试的只有七十二个，其中三十个是冲着优厚的奖学金来的。半年之后，只剩下十个还在读书。
两条路的尽头
同文馆办了四十年，入馆学生大约三百人。人数不多，但里面出了一批人——后来当驻外公使的就有二十八人。同文馆后来请了美国人丁韪良当总教习，课程从单纯的语言，扩到了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学制拉长到八年，慢慢像了一所综合性学校。
幼童留美那批人，回来的虽然只有九十四人，但后来做的事不小。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唐绍仪做了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当了外交总长。一百二十个人里，出了铁路工程师、外交官、海军将领、电报局长。他们被提前叫回来，但该做的事，一件都没落下。
回看1872年上海码头那张合影——三十个孩子站得整整齐齐，表情里没有害怕，只有茫然。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们只知道，朝廷让他们去，他们就去了。
一个叫容闳的人，用了十五年才把这件事做起来。又用了九年，看着它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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