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慢慢地习惯了打开手机，搜索自己的行动轨迹，手机也时不时地会自动跳出曾经的记忆线索，以技术的形式提醒人类在某年的“今日”“此刻”“此地”经历了什么。此时，我的记忆仿佛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再次呈现，并成为我知晓过去、守护当下、走向未来的一部分。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或许现在可以演变为“好记性不如数据库”，拍照留存、电子记事、智能助手等数据技术逐渐变成了人类记忆的重要方式。当某人到达某地时，手机的图片库可以“贴心”地提醒他在此地的一些记忆；根据日期，手机的图片库还会“贴心”地提醒该手机用户的当日记忆；当通过诸如微信朋友圈等社交软件回顾本周、月度、季度以及年度工作时，猛然发现朋友圈的一个“隐含”功能居然是通过对手机用户行为的技术化留存，形成自身的数据记忆库并严格按照时间段进行阶段性呈现；当通过将相关事项发布到微信朋友圈的方式避免自身对事件的遗忘时，其作为人类未来行为的技术化提醒已潜入甚至植入人类记忆之中。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一种将人类记忆“交付”的方式也随之而至。
毫无疑问，数据已经走进了人类记忆。那么，这种“交付”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呢？ 在刚刚展开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时，一系列的画面袭来，仿佛人类记忆进入了数据宫殿之中。譬如，数年后的人类，是不是依据被数据留存或曰封存的记忆来审视自我呢？是不是需要依赖数据记忆来确认自身呢？ 是不是数据已然成为人类缅怀先人的一种常态呢？ 记忆的数据化保留与上传是不是将变成人类生命延续的一种新方式呢？ 当人类准备结束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时，上述的部分画面已经悄然成了现实。不知道人类记忆在未来将是何种境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类记忆必定将与技术深度绑定，且无法解绑。
人类记忆作为人类对自身的谱写与认知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其将人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紧密地连在一起。技术是人类在世的方式，记忆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记忆可以是寓居在人类肉身内部，也可以是通过技术的形式进行外化，同时还可以是内部与外化的不断融合。纵观人类发展史，可发现，人类记忆的形成更多的是在人与技术共融的场景中发生的，即使是关于记忆的某种幻想同样也是基于人与技术的共融。比如2010年8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50周年之际，在其所公布的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的愿望清单（Boyle`s ‘wishlist’）中，就明确写着“通过药物改变或提高想象力、清醒度、记忆（Potent Drugs to alter or Exalt Imagination, Waking, Memory）”等。（Royal Society Archives. What scientists want: Robert Boyle`s to-do list. https://royalsociety.org/blog/2010/08/what-scientists-want-boylelist/ 参见：Royal Society Archives.Listofscientificprojects/desiderata.RB/1/8/30）
再次回看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于2022年关于模拟假设的分析，新技术背景下的人类记忆新境况已经跃出水面。暂不论生物模拟人与模拟系统的连接，当下的技术就已经将人类与模拟系统连接，“也许我们的大脑可以接入记忆扭曲装置，导致记忆发生改变。也许一台永久性的虚拟现实设备能确保你所有的记忆和科学知识体系都来自虚拟现实”。（大卫·查默斯：《现实+：每个虚拟世界都是一个新的现实》，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55页。）此时，在记忆的层面，人与技术的共融至少可以从人类记忆被技术改变与人类记忆的根基需要技术加持两个维度开启。
事实上，当今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共融性越来越密切。技术性的植入式记忆、脑深部电刺激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简称DBS）与光遗传技术（optogenetics）对记忆的改变、人类与陪伴机器人共同形成的独特记忆、技术对故人的复活等基于技术所产生的记忆问题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现象。这些现象再次激活了关于记忆的哲学探讨，并为记忆的哲学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因此，关于记忆的研究应当从技术的视角切入，才能有效地展开记忆伦理理论以及记忆伦理问题治理的探究。
然而，与此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记忆技术自古就是记忆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虽然技术走进记忆并非仅仅是在当下的数字化境遇之中，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伴随全球的数字化转型，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在人类的生存、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类似坐标轴的作用。特别是当数据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时，此时的人类记忆“交付”已经超越了技术将记忆外化的层级，走向了对人类记忆的深层重构。事实上，在当下，特别是在数据日益智能化中，技术至少可以以静态和动态两种方式“走进”人类记忆，并以数据库的模式作为呈现形态。进一步，就技术“走进”记忆的路径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种：
一是以静态的数据库留存模式来展现人类记忆的历史维度，即偏重存储功能的模式所形成的记忆。如电脑、手机、U盘、云空间等技术产品中的图片、文档、视频等数据留存。
二是以数据智能（data intelligence）技术陪伴的形式随时或实时呈现人类记忆的当下性，即以偏重交互的模式所构成的记忆。如，日常生活中的诸多App、穿戴设备等就正在以上述途径完成该功能。
三是以数据智能技术推测的模式来昭示人类记忆的未来向度，即以偏重智能预测的模式所创构的记忆。比如算法推荐对当下人类行为的助推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四是以数据智能技术接入、嵌入、植入、侵入等方式来重塑人类记忆，如脑机接口技术、植入式芯片技术等。在这里，时间向度，作为记忆的一个重要标尺可以暂时被搁置，即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记忆已经进入了“纯”技术模式。因此，从时间维度来看，记忆的历史性、当下性与未来性逐渐被技术消解；从记忆的构成来看，记忆的自我性与社会性等均出现了类似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的“集置”状态。
然而，很显然，上述四种途径并非绝对割裂，四者之间可以进行任意的综合式汇集。简言之，上述“走进”途径已经将人类记忆的时间性、空间性、自我性、表征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消解与融合。那么，这样一种“走进”是否会带来人类记忆现有形态的变化、数据记忆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记忆形态，“走进”又将以何种方式触及人类记忆的本质、引发何种伦理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已经成了时代课题。
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因此，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对其进行探寻。如果人类的记忆变成了以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为主线或者为基准的模式，并出现了数据将记忆裹挟的情境，那么，记忆作为人类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构成要素，必将出现由技术逻辑导引的技术理性对人类自身反噬的迹象。关于此，小说、电影等关于技术与记忆的描绘已经非常多元，并发人深省。如在《爱，死亡和机器人》的某一集中，关于技术百万富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描述对上述问题的表征，虽然是艺术化的，但是“数字失忆症”一词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下的某种日常记忆现象。特别是数据记忆的删除问题，如谁有权删除某人的数据记忆、某人该如何删除其数据记忆、机器学习所带来的灾难性遗忘等，已经成了法律、伦理与技术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在当下人类社会中的泛在性与重要性迫使人类审视自身记忆的数据化问题。在数据智能的背景下，数据对人类记忆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承载伦理意蕴、关乎人类未来的哲学问题，因此，亟须从哲学视角探寻数据记忆，进而守护人的本质。
基于此，对数据记忆的探寻，一是可以推进技术哲学领域关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哲学探讨，拓展技术伦理学的研究论域，深化对技术与记忆关系的哲学解读；二是将记忆置于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之中的研究将拓展记忆伦理的研究路径，转换对记忆伦理研究的思考模式，进而充实对记忆的哲学研究；三是为数据记忆可能出现问题的预期、预防，以及已出现问题的修正、解决、治理等提供伦理维度的支撑，进而为数字中国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数据治理、数字人文的建设提供学理基础。
本文系作者新著《探寻数据记忆：从形态到伦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序言，原标题为《当数据走进人类记忆》，经作者授权刊发。
来源：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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