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上海衡山路一家豪华饭店内，钱宏坐在装修讲究的办公室里，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谈生意的客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自称海外归来的企业家，真正的学历只有中学程度，身后还背着多年违法经历。
钱宏早年曾在北京一家研究机构做工人，因为工作散漫被辞退。离开单位后，他没有重新寻找正当出路，而是在社会上越走越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他因多次违法，先后被劳教、判刑，累计失去自由约十六年。
有意思的是，长期的惩罚并没有让他收手。1992年5月，他重新出现在上海商界，先给自己编织了一层耀眼外衣：加拿大留学、海外博士、知名跨国公司高管，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大卫·钱”的洋名。
这套履历并不经得起推敲。有人注意到，他签所谓英文姓名时，写的仍是“钱宏”的汉语拼音。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外籍身份、海外经历和外资背景本身就足以制造距离感，很多人并未仔细核验。
钱宏又注册成立两家公司，名称听起来气势十足，并把办公地点安排在上海知名饭店，后来还搬进市中心高档写字楼，租下半个楼面。与跨国企业和外国机构做邻居，门面一摆出来，来访者自然容易把他当成实力雄厚的海外商人。
他盯上的第一块肥肉，是当时供不应求的钢材。钱宏四处放出消息，声称能够拿到低价钢材。价格有优势，供货渠道又被说得神秘，许多企业很快动了心。
上海一家进出口公司先交出2800万元货款，汕头一家公司随后支付3000万元订金，上海另外两家公司也交出2200万元。钱宏采取的办法并不复杂，却极其凶狠：同一批并不存在的钢材，被他同时许诺给不同买家。
骗来的资金越滚越大，他又把手伸向外汇调剂业务。钱宏以公司名义伪造票据，或者用现金作抵押，从市场套取外汇。仅1993年5月至6月两个月，他套出的资金就达到5000万元左右。
钱宏并不满足于暗中取财。他深知，名声越大，越容易获得信任，于是开始赞助比赛、慈善活动和各种社会项目，动辄拿出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再通过报纸、电视宣传自己。
一番包装之后，他成了不少人眼中的“爱国美籍华商”，公司也被描绘成资金雄厚的外资企业。不得不说，这一步比单纯伪造文件更危险，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声誉，让许多人在面对合同和账目时放松了警惕。
案发前后，钱宏的行骗范围已经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受害企业达到48家，涉案金额约5亿元。这个数字在九十年代初极为惊人，许多企业的资金链因此断裂，相关人员也承受了长期压力。
钱来得快，去得更快。公司员工过生日，他随手送出数万元；在澳门挥霍时，不到一年便输掉上亿港币。巨额资金没有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反而被用于炫耀、享受和继续制造假象。
1993年案件暴露后，上海警方迅速展开侦查。9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签发了对钱宏的逮捕令。然而在抓捕行动推进时，他已经设法离境，随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亡。
钱宏逃到国外，并没有停止行骗。他整容、祛疤、改变眼部特征，试图让自己难以辨认。上海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倪瑞平负责重要侦查工作。自1994年起，国际刑警组织也对他发布红色通缉令。
有一次，钱宏在国外被捕，身上只剩下1美元。为了避免被遣返回国，他吞下一枚螺丝钉，借此进入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向身边华侨编造悲惨经历，博取同情。出院时，他竟从一美元变成了6400美元。
另一次，他在羁押期间认识了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对方相信他是遭到冤枉的受害者，常常送饭接济。钱宏获释后以“母亲”相称，进一步诱导老人参与所谓生意，随后盗用支票簿开出空头支票。银行通知老人后，她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骗局。
最令人唏嘘的，是那位替他辩护的女律师。钱宏无力承担高昂律师费，却靠花言巧语取得对方信任，甚至发展成感情关系。女律师为他怀孕，并在他被关押期间与其结婚。
钱宏出狱后，做的并不是偿还情感和经济上的亏欠，而是冒用女律师名义开出32万美元的假支票，随后逃之夭夭。那段经历使女律师在财产和感情上同时受创，心理也受到严重影响。
八年追捕没有因距离而中断。2002年6月，钱宏终于在巴拿马被押解回国。押送途中，倪瑞平曾郑重表示：“如果途中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责任。”6月9日上午10点，列车抵达上海，他被警方正式接管。
走进看守所前，钱宏问：“我会被判死刑吗？”倪瑞平没有回答。随后，两人在看守所门前合影留念，这不是出于宽容，而是因为这场追捕持续了整整八年，办案人员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2002年6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同年12月，法院一审判处钱宏无期徒刑。那个曾靠假身份、假合同和假声望席卷巨款的人，终于在法律文书中结束了逃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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