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傍晚，袁亮的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饭馆门口。
他带着人下来，绕着那栋二层小楼转了两圈，手里拿着仪器在地上打点。
我站在门口擦桌子，抹布捏在手里，攥得死紧。
他笑着走过来，拍了拍饭馆的招牌：“嫂子，这店要是能搬，哥哥给你找间更好的铺面。”
赵烨霖在厨房炒菜，颠勺的手停了一下。我站在门框边，看着他上车，尾灯在薄雾里一闪一闪，红得扎眼。
当晚我给胡玉婧打电话。
响了三声，四声，五声。
没人接。
第二天中午，赵烨霖饭馆的营业执照被暂扣了，理由是有人举报。
我站在灶台边，锅里的油烧到八成热，滋滋作响。
我没关火，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01
一锅老鸭汤，炖了整整四个钟头。
早上六点起来收拾鸭子，拔毛，剁块，焯水，又泡了半天血水。
我学着电视上大厨的做法，往锅里丢了几片火腿提鲜。
汤炖到中午，香味儿从厨房溢出来，把赵烨霖都馋醒了，他说妈你可真舍得，这鸭子得有五斤重吧。
我说你玉婧姨要来，不得做点好的。
这顿饭约了一个多星期了。
胡玉婧上个月打电话说，一家老小好久没聚了，想来我这里坐坐。
我说行啊，家里吃，菜我来准备。
她笑着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家那个儿媳，嘴刁着呢。
胡玉婧的这个儿媳叫魏贝拉，嫁过来三年了。
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说话温温柔柔的，可那双眼睛转起来，像算盘珠子似的。
我对她没什么意见，年轻人的事，我一个老婆子插不上嘴。
只是这两年每次见面，她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好像在打量什么，又在掂量什么。
我忙了一上午，桌面上摆了八道菜。
老鸭汤放在正中间，旁边几样都是胡玉婧爱吃的：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糖醋藕片、绍兴花雕醉鸡。
还有一道凉拌黄瓜，细盐腌了，拍两瓣蒜，搁几滴麻油，清爽解腻。
下午一点多，门铃响了。
胡玉婧穿一件枣红色的羊绒大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整个人亮堂堂的，人还没进门声音先进来了：“玉娜！我可想死你了！”
我笑着迎出去。
她拉住我的手，热热乎乎地握了两下，又回头招呼后头的人。
她丈夫袁亮跟在后头，穿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箱牛奶。
再后面是魏贝拉，裹着一件奶白色羽绒服，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好。
寒暄了一通，众人落了座。我给大家盛汤，瓷碗端到魏贝拉面前，她闻了闻，拿勺子舀了一口，抿了抿，说：“阿姨，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咸？”
汤咸吗？
我早上尝过，盐放得不多，刚好。
我愣了一愣。
胡玉婧接过话头：“老姐姐，你呀，一辈子做菜手重。贝拉她口淡，你别介意。”说着自己喝了一口，“还行，不算咸。”
她嘴上说着不咸，话里话外却坐实了我的汤咸。我没再接话，扭头问赵烨霖，你要不要再来一碗。赵烨霖闷声说了句好。
我那儿子，性子随他爸，话不多，干活实在。
他闷着头喝了两碗汤，又闷着头吃了几筷子菜，期间抬了两次头，看了两回对面魏贝拉的方向。
我没多想，只当他是认生。
吃过饭，我收拾碗筷进厨房。
胡玉婧跟了进来，倚着门框和我闲聊。
她提起袁亮这半年生意难做，好几个工程款收不回来，压力大得很。
我说不做就不做呗，你们家又不缺钱。
她叹了口气，说那不行，儿子大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正说着话，袁亮在外面喊了一句：“玉婧，你来看看这个。”胡玉婧应声出去了。
我把碗筷泡进水池里，忽然听见客厅里传来一声脆响，像是杯子或碗摔碎的声音。
我擦擦手，快步走过去。
客厅里没人。
赵烨霖站在窗边，指了一下电视柜旁边的地面。
我低头看，糟了，那只砂锅，就是我盛汤的那个砂锅，碎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汤水溅了一地，碎瓷片摊在地板上，白花花的一层。
胡玉婧一家站在另一边，魏贝拉捂着嘴，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胡玉婧开口了：“哎呀，贝拉刚才路过，不小心带了一下。碎了就碎了，碎碎平安。”
她转身对魏贝拉说：“没事儿，回头妈给阿姨买个新的。”
我蹲下来捡碎片，手指触到锋利的茬口，差一点划破。
胡玉婧在旁边又说：“玉娜你别捡了，回头让家里的钟点工来收拾就行。”我说不用，碎瓷片不捡干净，扎着人就不好了。
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丢进垃圾桶。
捡到最大的一片时，抬头看了她一眼。
胡玉婧的眼神闪了一下，别过头去了。
那只砂锅是两年前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说是从景德镇带回来的，正宗的青花炖锅。
我当时欢喜得很，连用了好几个月。
后来舍不得用，收进了柜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炖汤。
这么着，一锅好汤，喝了个半饱，砂锅也没了。送走胡玉婧一家后，我回到厨房，看着水池里泡着的碗筷，发了会儿呆。
赵烨霖走过来，站在我身后，好半天没说话。
我说有什么话你说。
他把手机屏幕递过来，上面是一张出租房信息截图，城东那片门面房，挂出来的出租价码，比我这里高了三倍。
他说：“妈，你那个老姐妹一家，今天来不是吃饭的。”我说你胡说什么，人家就是过来坐坐。
赵烨霖收起手机，声音低下去：“妈，我那个房东叔叔跟我说，前两天有人去找过他，打听这栋楼卖不卖。”
我心里一沉，嘴上还是说，你叔叔记错了吧。赵烨霖没接话，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块抹布，半天没动弹。
晚上九点多，我拿起手机，翻出胡玉婧的号码，拨了出去。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等了十几分钟，又拨了第三遍，通了。
那边传来胡玉婧的声音，压着嗓子，明显没睡：“喂？谁呀？刚才没听见，手机落包里了。”
我嘴上说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们到家没有。
她打了个哈欠，到了到了，正洗漱呢，明天聊啊老姐姐。
我说好，挂了电话，坐在床头，手里握着手机，心里空落落的。
那只砂锅，是我跟胡玉婧之间，最后一个好看的东西了。
02
老房子收拾起来，比我想象中麻烦。那天下雨，我本想躺一会儿，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折腾。
我们家住的是纺织厂早年分的宿舍楼，两室一厅，六十来平，住了快三十年了。
赵烨霖他爸走了那几年，我一个人带着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候胡玉婧已经跟袁亮搬进了楼房，宽敞明亮，但离老厂子远，见面次数少了。
她倒是不忘旧情，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逢年过节请我跟儿子过去吃饭。
我带赵烨霖去她家，那孩子站在客厅里四顾，看着满墙的大理石，怯生生地不敢下脚。
胡玉婧笑着把我们拽进厨房：“别换鞋别换鞋，踩脏了擦擦就行。”
她是真把我当姐妹的。至少我那时候是这么认为的。
我在阳台上翻出一个旧纸箱。
里面塞着旧被子、旧衣服，还有一本泛黄的相册。
相册的皮都磨破了，我翻开，看到一张黑白照片：两个年轻女人，穿着厂服，勾肩搭背站在车间门口，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一个是胡玉婧。
那会儿她刚进厂，跟个瘦竹竿似的小姑娘，我比她大两岁，处处带着她。
厂里新工人闹情绪，我给她打饭，教她走机器。
后来分宿舍，她分到我隔壁床，半夜里睡不着，就趴在床上跟我聊闲天。
有一回她拉着我去厂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莫泊桑的《羊脂球》。
我们俩挤在上铺，头挨着头看了一下午。
看完之后胡玉婧把书一合，说这个羊脂球也太傻了，掏心掏肺对人家好，最后被人扔在半道上。
我说那你可得学着点，别当这样的人。
她把书砸在我头上，笑着说，放心吧，咱俩谁跟谁啊。
我翻着相册，一张一张地看。
看到最后几页的时候，相册里滑出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黄牛皮纸的封面，边缘都卷了，用一根褪色的红橡皮筋捆着。
我捡起来，捏了捏。
那手感让我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我把橡皮筋解开，翻开第一页，鼻头一酸。
上面写着：“1992年3月，玉婧借50元，买自行车轮胎。签字：胡玉婧。”笔迹歪歪扭扭，是胡玉婧早年的亲笔字。
这本账本，是九十年代那会儿。
那时候大家工资都低，几十块钱是半个月的菜钱，日子紧巴，谁家都有周转不开的时候。
我记性好，谁找我开口，只要我有，基本都借。
后来发现借钱容易要钱难，我就准备了一个本子，谁借了钱，记一笔，还了，划掉。
胡玉婧是最早借的一批。
刚开始也是五十、一百地借。
后来她嫁给袁亮，日子好起来，就再没跟我借过钱了。
但这本子上还有最后一笔没收上来的账。
那是2003年，赵烨霖他爸查出肝癌，手术费差一万二。
我去找胡玉婧，她有，在电话里满口应承。
到了她家楼下，她借口说家里钱都在袁亮账上，一时拿不出整的，说先给我两千块应应急，剩下的，她去想想办法。
结果等了一个月，她只把钱打到我卡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从账本里抽出夹着的那张纸质发黄的收据：“2003年5月，收到玉婧妹帮助款人民币贰仟元整，系借款利息。见证人：袁亮。”
我盯着那张收据看了很久。
当年我收下这两千块，是为了替赵烨霖凑学费。
他爸治了半年就走了，我带着儿子，日子紧了又紧。
这两千块，是胡玉婧给我的第一笔钱，也是最后一笔。
后来她还清了那笔“借款”，我却一直没舍得把这页撕掉。
她大概忘了。
可我记着。
窗外雨停了，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
我走到窗户边，看见一辆白色小型客货车停在楼下，从上面下来两个人，穿着黄色的反光背心，手里拿着三脚架和仪器。
他们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摆弄了一阵子，然后把一个三脚架支起来，对着我们这栋楼，开始量距离。
我愣住了。
那是一台测量仪，我看不明白。
但我认得那种白色的仪器，袁亮以前来我家吃过饭的时候，后备箱里就丢着一个这样的东西。
赵烨霖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我身后，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妈，那是拆迁公司的测量队。一般的卖家不会用这种机器，这是搞规划的人才会用的。”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赵烨霖没有多说，转身回了房间。我站在窗边，看着那两个人量完距离，记录数据，把所有仪器装回车里，然后开着车走远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账本，又看了看窗外的地界儿。
这块地，要动了吗？
那我们的房子呢？
我这个小饭馆，还能开多久？
手里的账本突然变得沉甸甸的。
我把它放回相册里，又用橡皮筋捆好，塞进了柜子深处。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只记得半夜的时候，我看着窗户外面的灯光，心里悄悄地起了个念头：要是哪天胡玉婧真的来问我这栋楼的事，我该怎么说？
03
魏贝拉的弟弟进袁亮工程队的事，是赵烨霖告诉我的。
那天中午，一个穿快递服的小伙子在我饭馆门口停了一下，交给赵烨霖一个文件袋。
赵烨霖拆开一看，里面是一份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聘人写着“魏贝贝”，岗位是“办公室文员”，底薪六千，每个月还有考核奖。
落款处有袁亮的签字，时间是三天前。
赵烨霖把合同拍了个照片，发给我看：“妈，你知道这个魏贝贝是谁吗？魏贝拉的亲弟弟。”
我心里咯噔一下。
袁亮是什么人，生意场上混了快三十年，平时跟胡玉婧一样，在熟人面前从不提自家生意的事。
要不是信得过的大关系，不可能把自家亲戚往公司里安排。
他给魏贝拉的弟弟签了正式劳动合同，还写字画押，说明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这说明魏贝拉在袁亮那边，已经得宠了。
我打电话给胡玉婧，旁敲侧击问了一句：“贝拉的弟弟是不是去你那边上班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胡玉婧笑了笑：“你这消息灵通得很嘛，年轻人想让去锻炼锻炼，我本来不想管这些的，老袁说也缺个人手，就让去了呗。”
她没说钱，没提合同，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
我鼻子灵，闻出味儿来了。
这是笼络，也是喂料。
袁亮对魏贝拉越好，魏贝拉就越要替袁亮办事，这个道理，年过半百的人，谁不懂呢？
三天后，赵烨霖饭馆的房东来店里吃午饭。
那房子是栋老楼，一楼是门面，二房东姓郭，跟赵烨霖租了五年，没涨过价。
要是换了别人，早提租金了。
老郭吃着一碗牛肉面，吃着吃着忽然说：“小赵，有人找你买这栋楼你知道吗？”
赵烨霖的筷子停了一下，我坐在旁边剥蒜，手也跟着顿住了。
老郭压低声音：“前天下午有个中年人来找我，姓袁，开一辆黑色轿车，自我介绍说是远大建筑工程公司老板。他说想在城东拿一块地，眼下正在做前期评估，如果这栋楼愿意卖，他可以出三倍的价。我说这楼是我自己的养老房，不卖。他就留了一张名片，说我要是改主意了随时联系他。”
赵烨霖看了我一眼。
我手里那瓣蒜差点捏碎了。
老郭还不知道我和胡玉婧的关系，他接着朝赵烨霖说：“小赵，你那个店可要想好。要是人家真拿下来，到时候拆迁队上门，你才真的是没地方去了。现在人家是好声好气跟你商量，等你被人逼着走的时候，可就没这么客气的价格谈了。”
赵烨霖低头扒拉面条，没接话。
老郭走了以后，赵烨霖把厨房的门关上，站在灶台边，半天没回头。
我进去，他说：“妈，那块地的事，你知道吗？”
我说我哪知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那些生意上的事，我从来不掺和。
赵烨霖转过身，看着我：“妈，我玉婧姨的丈夫，就是那个姓袁的。”
我愣住了。赵烨霖说：“我已经跟那个司机确认过了。袁总，远大建筑工程公司的袁亮，就是胡玉婧的丈夫。”
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了一把。
这事儿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可我不愿意把它往坏处想。
我总觉得，玉婧不是那样的人。
可赵烨霖很冷静：“妈，人家已经出价了。三倍的价格，买下这栋楼，然后用这栋楼当筹码，去跟开发商谈那块地的整体开发。到时候咱们要么接受他三倍的价，要么被拆迁队强行清走。”
他说完，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着我：“妈，玉婧姨给了你什么好处？她凭什么认定你会帮她把这栋楼让给他？”
我说她没提过。
赵烨霖说：“你没想过，她为什么一直没提？上次来吃饭，她提了那块地，又提了房子，试探了你两次。你都没往上接话。她是在等你主动问。”
我看着赵烨霖，忽然觉得这个闷声不响的儿子，比我精明多了。
我一辈子老实本分，不争不抢，总觉得人活一世，情分比什么都值钱。
可如今，赵烨霖好像已经看透了胡玉婧一家。
他站在灶台边，声音低下来：“妈，我不是要你跟玉婧姨翻脸。但咱们得留个心眼。咱们手里有什么，她不知道。她手里有什么，咱们也不知道。这关系，不对等。”
我坐在饭馆的角落里，手里捏着那瓣蒜，搓了半天，没搓出个所以然来。
傍晚的时候，我给胡玉婧打了个电话，聊了些有的没的。
她那边声音轻松，问我饭馆生意好不好，跟我说她昨天去商场给儿媳妇买了个包，一万多，眼睛都没眨一下，反正钱不是自己挣的，花着不心疼。
我听着她轻飘飘的语气，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她的日子跟我的日子，早就不是一个过法了。
04
那只新砂锅，是胡玉婧亲自送来的。
那天下午，她提着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只全新的砂锅，跟她送我的那只一模一样，也是青花白瓷。
她一进门就赔不是：“上次那个是我家那个手贱的小妮子碰碎的，我重新给你买了个一模一样的。你摸摸，还是那个手感。”
我接过那只砂锅，入手温热，是个正经货。
我嘴上说着“费这个心干啥，我家里锅多着呢”，心里却有一道说不清的别扭劲儿。
胡玉婧在沙发上坐下，翘着二郎腿，随口问：“这家里收拾得不错，烨霖的饭馆最近忙不忙？”
我说还行，老样子。她又问：“那你那个房东，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
我心里一个咯噔，脸上没露出来：“没有啊，他就一个退休的老头，天天来我这里吃碗面，能有什么事儿。”
胡玉婧表情放松了些，又打量了一圈房子，忽然说：“玉娜，你们家这房子，还是纺织厂的老产权吧？你跟烨霖户口都在里面，要是哪天要拆迁，补偿款得按人头算吧？”
我说，我可没想那么远。
她笑了笑：“可不是嘛，我就是随口一提，做生意的年头多了，听到的风声也多，你们老百姓该落户落户，该登记登记，别到时候吃亏。”
我低头看着那只新砂锅，心里泛起了说不清的味道。
她把“你们老百姓”几个字说得很轻，但飘进我耳朵里，扎得生疼。
她送砂锅是假，试探是真的。
她想摸我这个老姐妹的底。
胡玉婧坐在沙发上，又喝了两杯茶，吃了几个橘子。
她说了很多闲话，夸我饭馆菜好吃，夸我儿子孝顺，夸我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笑盈盈的，可眼神却一直在打量我，打量这间屋子。
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在她眼里就像一个快要过期的商品，她在估我还能撑多久，估价，值多少钱。
我站起来，客客气气地说：“玉婧，难得你来一趟，我给你炖点汤吧。”她说不用不用，她这回带了个新砂锅来，教我一个炖汤的法子。
她说着就把新砂锅拿出来，放到灶台上，里面有半锅清水。
她说：“你把这锅水煮开，然后倒掉，叫开锅，砂锅就不会裂了。”
我说好，就拧开灶火，把砂锅放上去。
水慢慢烧热，冒出白气。
我站在灶台边，胡玉婧站在我身后，我们俩都在看那锅水。
我心里想着那栋楼的事，她心里估摸也装着那栋楼的事，我们俩谁都没说破。
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白气腾腾地往上扑。
我伸手去端砂锅，还没来得及碰到，胡玉婧忽然从后面伸手推了我一下：“烫！”
我一个趔趄，手肘撞在砂锅上，那砂锅从灶台边沿滑下来，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两半。
清水淌了一地，碎片散开，白花花的。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胡玉婧站在那儿，表情僵住了。
我蹲下去看着地上的碎片，没说话。
胡玉婧过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这……这不是我碰的，是你手肘撞的。”
我说我知道，我又没说是你碰的。
她说：“这砂锅不便宜，我再给你买一个。”我没看她，盯着地上的水渍，又听见她说：“手没烫着吧？”我说：“没事。”
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碎片。
胡玉婧在旁边站着，不知所措。
她大概是觉得我会哭，或会发火，可我只是安安静静地捡着碎片。
她后来讪讪地坐了一会儿，自己走了。
我看着她走出门口，把最后一片砂锅碎片扔进垃圾桶里。
那口新砂锅，同旧的一样，也是个照面，就碎了。
赵烨霖晚上回来，看见垃圾桶里的碎片，没问，只看了我一眼。
他说：“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说：“没事。”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忽然想起了那只青花砂锅。
第一只是她送的，我没舍得用，放柜子里吃灰。
第二只也是她送的，送来之前就已经带着一个裂痕了。
她不是来赔我砂锅的。
她是来探路的。
她想知道，我这栋楼，还能不能动。
我拉开柜子最底层的抽屉，把那个旧黄牛皮纸的笔记本找了出来。
我把橡皮筋解开，一页一页翻着那些年的笔迹。
1992年、1995年、1998年，一笔一笔，密密麻麻，都是陈年旧账。
有些划掉了，有些没划掉。
2003年那笔两千块的利息，始终没有下文。
我合上账本，用橡皮筋重新捆好，放回抽屉最深处。
我对自己说：玉娜，你手里有什么？
你手里什么也没有。
你有的，只是三十年前那些在车间里结下来的情分。
可那些情分，到了今天，可能已经一文不值了。
05
消息来得比我想象的更突然。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在饭馆后厨收拾灶台，赵烨霖接了个电话，脸色刷地白了。
他把电话挂断，一句话没说，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我追出去，他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紧：“饭馆被人举报了，说消防不过关，营业执照被暂扣，要停业整顿。”
我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他说，举报电话是今天上午十点多打进来的，直接打到市场监管部门。
对方说这间饭馆厨房面积不达标，消防通道不符合规范，油烟净化设备老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监管部门派人来检查，现场发现确实有两处线路老化，消防通道堆放了一些杂物。
营业执照被扣了，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期间不得营业。
赵烨霖站在门框边，整个人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闷声说：“妈，我那些线路用了三年了，确实旧了，可从来没出过事。消防通道那个纸箱，我昨天下午才搬开，今天早上就有人举报，哪能这么巧？”
我没说话。
心里却已经把这件事翻来覆去过了好几遍。
举报的人是谁？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节骨眼？
赵烨霖去了一趟区监管所，出来时手里攥着一张回执单。
他说人家给他看了举报记录，是一个匿名号码打来的，号码归属地是本市，具体地址没显示。
他问对方能不能查通话记录，人家说不行，保护举报人隐私。
赵烨霖脸色铁青地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折腾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他红着眼睛出门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他手里多了一个文件袋。
他把它放在桌上，对我说：“妈，我查到那个号码了。”
他找了他在电信局上班的同学，托人查了那个匿名举报号码的通话记录。
号码是一个预付费的卡，没有实名登记，只打过一个电话，就是打给监管所的那个。
时间是10月16日上午十点十五分。
通话时长一分零七秒。
这个号码还查不到精准定位，只能看到归属地是本市城东。
赵烨霖的同学又帮他查了这个号码的服务基站位置。
数据显示，号码在那天上午十点前后，在城东的一个通信基站附近活跃过。
那个基站覆盖的区域，正好包括一个地方：城东旧机电市场旁的胡同口，那里有一排老式商铺，其中有一家是麻将馆。
赵烨霖把手机屏幕递到我眼前：“妈，你认识这个地方吗？”
我看着屏幕上的地图截图，心跳漏了一拍。
旧机电市场，那一片我太熟了。
袁亮的工程队以前在附近干过活，他在那边有个老熟人叫老孙，开了家麻将馆，袁亮隔三差五去那儿打牌。
赵烨霖又翻出一张照片，是他托人从麻将馆对面的便利店拿到的监控截图。
画面上，10月16日上午十点零九分，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胡同口的公用电话亭旁打电话。
那男人戴着帽子，侧着身，看不太清脸。
可赵烨霖把照片放大，指着那个男人手腕上的一个黑色皮手串说：“妈，你知道这个手串是谁的吗？”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他低声说：“这个人叫徐宁，是袁亮工程队的老员工，跟了袁亮十几年了。他手腕上常年戴着这个手串，说是从五台山求的。他妈生病那会儿，袁亮借给他三万块钱，他就一直跟着袁亮干，从不换地方。”
我坐在椅子上，反复看着那张监控截图，手心里的汗把手机屏幕都弄花了。
我不愿相信，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拿起电话，拨了胡玉婧的号码。
响了两声，我挂断了。
我不知道接通以后，该跟她说什么。
赵烨霖站在房间门口，看着我，声音不高不低：“妈，你要是想打电话骂人，我拦不住。但你要是为了我这饭馆好，你就什么都别问了。”
当晚，我坐在床头，一夜没睡。
窗户外的月亮孤零零地挂在天上。
我一遍一遍地回想那天胡玉婧来家里吃饭，说起那块地的时候，脸上那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回想她送砂锅时，试探着问我房东的事。
回想她走后，我在地上捡起来的那一片碎瓷。
我终于想明白了。三十年的情分，在利益面前，不过是菜市场里的一棵白菜，看着还算水灵，可真要压价的时候，谁也不会手软。
我翻出那本旧账本，又翻出那张泛黄的处分决定书。
那是1989年的事了，车间出了一次质量事故，责任在胡玉婧，她操作失误，导致一整批布报废。
当时厂里要处分，她急得晚上在被窝里哭。
我替她顶了罪。
处分决定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档案里记的也是我的事。
后来我评先进、评职称，都受了影响。
这么多年，谁都不知道真相。
我看着那张泛黄的纸，手心里全是汗。
三十年了，我一直留着这张纸，始终没拿出来过。
总想着交情还在，没必要撕破脸。
可如今看来，我一直没撕破脸，人家倒是先动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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