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瑞金，叶坪村。
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被从关押了两年的屋子里带出来。他曾经是国民党第26路军74旅的旅长，三年前带着整整一个旅的兵力投奔了红军。他叫季振同。带他走的人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他也没有问。两年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沉默。
同一天，另一个男人被从另一间屋子里带出来。他叫黄中岳，曾是26路军74旅的团长，跟季振同一起策划了那场震动全国的起义，那年他二十七岁。
两个人被带到了村子外的一片空地。没有审判，没有判决书，没有最后陈述，甚至没有一声枪响前的正式宣布。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
几天之后，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这1.7万精锐组成的红五军团，成了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在湘江边用血肉之躯给中央纵队争取渡河时间，从1.7万人打到不足5000人。
而他们的缔造者，已经被自己人秘密处决了。
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没买到的两颗人头，最终被自己人拿走了。
这件事，直到四十多年后才被翻出来。1981年，姬鹏飞、黄镇等当年宁都起义的亲历者联名请求，中央为季振同、黄中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此时距离他们被处决，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足够一个人从婴儿变成中年，足够一个国家从废墟变成工业国。但不够让两个被冤杀的人活着看到自己清白的那一天。
先说这1.7万人是怎么来的。
1931年12月14日，江西宁都。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率领下，通电起义，全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没有之一。这1.7万人不是散兵游勇，是带着完整建制来的。两万多件武器，齐装满员，直接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红五军团有多重要？这么说吧，长征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总共八万多人，红五军团占了将近四分之一。而且这支部队被安排在全军最后面当后卫，干的都是最苦最险的活。湘江战役的时候，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全师几乎打光，用命给中央纵队争取渡江的时间。
但就是这么一支功勋部队，它的缔造者从1932年开始就出事了。
季振同这个人，起义之前是26路军里面最能打的旅长之一。中原大战的时候他在冯玉祥手下当师长，后来被蒋介石收编，但一直受排挤。蒋介石把26路军从北方调到江西“剿共”，不给补给、不给粮饷，说白了就是让这支杂牌军来送死。季振同这些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再跟着蒋介石混下去，死路一条。
所以当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秘密联系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时候，季振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不但答应了，还把自己最精锐的74旅全部拉了出来，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他一分没留。
起义成功后，季振同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旅长，直接当了军团级主官，这个信任程度，在当时的红军里是罕见的。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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