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天，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
贺龙刚放下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电话是邓小平打的，内容说得很直接：中央决定组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让他贺龙来当这个主任。
贺龙听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中央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这话听着痛快，但电话那头的邓小平心里清楚，贺龙接下的这个“差事”，比打一场硬仗还难。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没人、没钱、没场地，连一个像样的干部都找不到。
而更让贺龙没想到的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第一个对他说了“不”。
一、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压了中国人几十年
要说清楚1952年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得先把时间往回拨。
1932年到1948年，国民政府派队参加了三届奥运会，一块奖牌都没拿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派了六十九名运动员，只有撑杆跳选手符保卢一个人进了决赛，最后还是输了。
三届奥运会，零奖牌。这个结果传回国内，外国人开始拿“东亚病夫”四个字往中国人头上扣。这顶帽子，扣了几十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1952年7月，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第十五届奥运会。新中国想去，但国际奥委会内部两岸争席位，台湾方面一再阻挠。等北京收到邀请电报的时候，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剩几个小时了。
去不去？周恩来批了四个字：“要去，就去。”
代表团连夜出发，飞机辗转，日夜兼程。等他们落地赫尔辛基，奥运会已经开了一半。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国歌响起来了，但比赛已经没什么可参加的了。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泳，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第一个成绩记录，仅此而已。
没有奖牌，没有名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果。
代表团回国开复盘会，所有人憋着一口气。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体育不能再这么散了，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级机构来管，必须有一个真正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来当这个家。
讨论到最后，所有人指向了同一个名字：贺龙。
为什么是贺龙？
因为贺龙跟体育的缘分，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深得多。
他出生在湖南桑植县的洪家关，那地方号称“武术之乡”，他从小习武，拳脚功夫了得。红军时期，他就在部队里喊出了“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抗日战争期间，他带着八路军一二〇师，亲手打造了一支闻名全军的“战斗篮球队”。这支球队的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刘卓甫，有北平体育专科学校出来的“神投手”张之槐，有山西大学篮球队的队长王廷弼。
一二〇师的篮球队，在当时的晋绥边区打遍天下无敌手，连延安的球队都打不过他们。贺龙自己没事也上场，投篮准头还不错。
所以，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把建议报告送到政务院的时候，措辞非常直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刘少奇看了，认可。毛泽东圈阅了，同意。邓小平拿起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
二、贺龙点将，第一个就碰了钉子
贺龙接了任务，回到重庆就开始琢磨班子的事。体委刚起步，手里一个干部都没有。他需要一个懂体育、能管事、信得过的人来当左膀右臂。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张之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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