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设宴款待齐白石。席间，毛泽东举杯致意，感谢老人赠送印章和画作。齐白石听完却愣住了，连忙问道：“我什么时候给主席画过画？”
这句话一出口，席间气氛顿时变得有趣起来。毛泽东没有解释，只让工作人员把那幅画取来，请齐白石自己辨认。画面展开，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李子树，几只小鸟立在枝头，树旁还有一头回首凝望的老牛。
齐白石看了许久，确认确实出自自己的手笔。不过，这并不是他准备赠人的作品，而是平日里随手练笔留下的“废作”。当时，他把印章用宣纸包好，取纸时没有细看，恰好将这幅画一并夹了进去。
老人有些过意不去，提出重新绘制一幅。毛泽东却摆摆手，说：“不要，我就喜欢这一幅。”这句话既有欣赏，也带着几分故意逗趣的意味。齐白石一听，便要伸手把画拿回去，说主席若不答应，自己就要“抢画”。
旁边的郭沫若赶紧挡住画卷，笑着说：“这幅画是送给我的。”齐白石看了看画面，疑惑地问他凭什么这样说。郭沫若指着树上的小鸟问：“树上有几只鸟？”齐白石答：“五只。”郭沫若便借“树上五只”的谐音，说画上已经写着自己的名字。
这个说法让齐白石笑了起来。没想到，毛泽东也加入了这场玩笑。他问画的是什么树，齐白石答是李子树；又问树长得如何，齐白石答枝叶茂盛。毛泽东便说，“李子树得盛”，正好可以联想到自己在转战陕北时使用过的代号“李德胜”。
几句闲谈，把一幅没有题款的画说出了不同意味。齐白石见两人都喜欢，便请他们在画上题字。毛泽东写下“丹青意造本无法”，郭沫若接写“画圣胸中常有诗”。老人看完，故意说道：“两位这样夸我，这画我可要带走了。”
这段故事流传很广，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席间的机锋，而是齐白石对“废作”的态度。他并没有把所有落笔之物都视为成品，对线条、构图和气韵有着自己的判断。画家认可与否，和收藏者是否喜欢，本来就是两回事。
齐白石一生从乡村木匠走到艺坛高峰，靠的不是显赫家世。他只读过很短时间的私塾，少年时学雕花木工，后来在胡沁园指导下接触诗文、篆刻与绘画。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始终带着民间生活的气息，鸡、虾、蟹、牛和草虫，都不是案头凭空想象出来的对象。
1919年，齐白石为躲避家乡动乱来到北京。初到京城时，卖画刻印并不顺利，作品也未得到普遍认可。陈师曾发现他的篆刻和绘画后，劝他不要一味迎合时人，应当保留自己的面目。1922年，陈师曾携带齐白石的画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作品由此获得更多关注。
陈师曾在1923年去世，齐白石写下“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这句话并非客套，而是对知遇之恩的直接表达。后来徐悲鸿力邀齐白石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教，同样看中了他不守旧套的创造力。齐白石的成功，背后有个人苦修，也有少数识才者的坚持。
抗日战争时期，齐白石辞去教职，减少与外界往来，并停止卖画以抵制侵略者及其附从者的骚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受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与他同为湖南人，彼此交往中既有礼敬，也有乡情和艺术趣味。
那幅李子树画作后来被毛泽东留下，并由两位题字。齐白石赠送给毛泽东的作品并不止这一件，1949年以后，他还送过《鹰》及对联、砚台等物。毛泽东则以酬谢和文房用品相赠，1953年齐白石寿辰时，还收到长锋羊毫笔等礼物。
齐白石晚年仍保持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常常亲自审看印章、纸张和落款。面对一幅被仿造的《春耕图》，他还曾凭笔势和印章辨出真伪，并补画真迹给受损者。对这位老人来说，画可以送人，笔墨却不能马虎；哪怕是一幅被自己搁置的旧稿，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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