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把女儿送到火车站。
站台上人来人往,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和早点摊的葱花香。她背着那个蓝色大背包,个子比我高了半个头,扎着马尾,跟她妈年轻时候一个模样。
我想说点什么,嘴巴张了又合。
最后还是她先开口,回过头,眼睛亮亮的,说:"爸,我走了。"
就这四个字。火车进站的轰鸣声盖过了我想说的一切。我挥了挥手,看着她消失在人群里,鼻子酸得厉害。
我叫建国,今年五十一岁,在湖南一个小县城开了家修车铺。
跟她妈离婚那年,晓雨才八岁。
说起来,那段婚姻败得不冤。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脾气臭,挣的钱少,还爱跟朋友喝酒打牌。她妈秀兰是个要强的女人,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眼里揉不得沙子。两个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最后闹到连碗都摔碎了,也就散了。
两百块。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晓雨判给秀兰,我搬出去租了间小屋,一个人过。头几年,我去接晓雨,秀兰站在门口,眼神像刀子。晓雨站在她身后,小小的,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不是恨,是陌生。
比恨更难受。
后来秀兰改嫁了,嫁给县城里开超市的老周。据说对晓雨还不错,供她读书,逢年过节也给买衣服。我听到这消息,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松了口气,又像被人在胸口挖了一块。
我的抚养费从两百涨到了五百,再后来涨到一千。钱是越给越多,见面却越来越少。
晓雨读初中那年,有一次我去学校门口等她,想接她吃顿饭。她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我跟同学约好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跟几个女孩子说说笑笑走远,风把路边的梧桐叶吹得哗哗响。
我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后来我跟自己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世界,这是好事。
但心里那个洞,堵不上。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晓雨给我发了条微信:爸,我考了587,上了。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半天,手抖着回了个"好"字,然后坐在修车铺的小马扎上,一根接一根抽烟,抽到天黑。
旁边的老陈探过头来问我:"建国,咋了?"
我说:"我闺女考上大学了。"
老陈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
那晚我一个人喝了半斤白酒,喝到迷糊,脑子里全是晓雨八岁时候的样子——扎两个羊角辫,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哭着喊"爸爸不要走"。
那是我离开那天。
我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年。
送她去火车站之前,我们在县城的老面馆吃了顿饭。
她点了碗牛肉粉,我要了碗素粉,两个人对坐着,说了些学校的事、生活费的事、天气的事。说来说去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像两个刚认识的人在客套。
我想问她:这些年,你恨过我吗?
我想说:爸爸对不起你。
但这些话在喉咙里滚了一圈,还是咽下去了。
面馆里收音机放着老歌,"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我低头扒粉,眼眶发热。
她走后第三天,我收到她发来的语音消息。
我以为是问生活费的事,点开来听。
她的声音有点小,像是在宿舍里怕吵到室友,说:"爸,我到了,挺好的。宿舍同学都很好。对了……"
她停顿了一下。
"爸,谢谢你。"
就这五个字。
我坐在修车铺里,手里还拿着扳手,油污还没擦干净。窗外是县城傍晚的喧嚣,有人在楼上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
我把手机贴着耳朵,把那五个字又听了一遍。
眼泪就这么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不是委屈,不是高兴,是那种积了十年的什么东西,突然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这个做父亲的,亏欠她太多。可她用五个字,轻轻巧巧地,把那道门缝推开了一条缝。
也许父女之间,有些话不用说透。
也许这五个字,已经够了。
我擦了把脸,给她回了条消息:好好吃饭,有事给爸打电话。
发出去,又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窗外天色渐暗,县城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那条老街照得暖黄暖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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