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盯着桌上那份法院的封存通知,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

公司黄了。

三年心血,两百多万的债,就这么没了。

我叫陈建国,四十二岁,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从小本买卖做到批发代理,好不容易攒下点家底。谁知道碰上行情不好,几个大客户连着跑路,资金链一断,多米诺骨牌就倒了个干净。

回到家,老婆刘秀梅正坐在沙发上等我。

她脸色不好看,眼睛红着,手里攥着一叠账单。我一进门,她就站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却比喊出来还让人难受:"建国,咱们离吧。"

我愣在门口,鞋都没换。

"孩子还小,"我说,"秀梅,你冷静点。"

"我很冷静。"她把账单往茶几上一拍,"两百万的债,咱家那点存款根本不够填。我娘家那边催着我回去,说跟着你没出路。我也想了很久了……"

话没说完,楼上传来一声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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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都愣了。

紧接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我女儿陈小暖,八岁,抱着一个碎成几瓣的粉色存钱罐跑下来,罐子里的硬币哗啦啦地撒了一地。

她站在客厅中间,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把那堆零钱往前一推:"爸,妈,我有钱。这是我攒的,不准离婚。"

我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说不出话来。

秀梅捂着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蹲下身,把那些硬币一枚一枚捡起来,手心里凉的,心里却烫得很。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七块六毛。有一毛的,五毛的,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边角都磨毛了,看得出来攒了很久。

小暖蹲在我旁边,认真地帮我把硬币摞整齐,嘴里念叨:"老师说,家里有困难要一起扛。爸你欠了钱,我的钱给你还债。妈你别走,走了我没人梳头发。"

秀梅再也站不住,一下子跪在地板上,把小暖搂进怀里,哭得肩膀直抖。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沙发,看着这一大一小抱在一起,窗外的夕阳把橘红色的光打进来,照在那堆零钱上,亮得晃眼。

那一刻我想了很多。

想到我爸当年厂子倒闭,我妈没走,两个人靠摆摊把我供出来。想到我和秀梅刚结婚那会儿,租住在城郊的平房里,冬天冷得要命,她把自己的棉袄剪开给我缝了个护膝。想到小暖出生那天,我在走廊上急得团团转,秀梅从产房里出来,第一句话是"生了个闺女,你不嫌弃吧"。

我嫌弃什么,那是我的命根子。

后来的事,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顺。

债不是一天还清的,日子也没有立刻好起来。我把店面盘出去,去城里一家建材公司做了销售,从头开始跑业务,低声下气,受了不少冷眼。秀梅把娘家的劝说顶回去,在超市找了份收银的活,每天站八个小时,脚肿得穿不进鞋。

有天晚上我回来晚,她已经睡了,我去厨房倒水,看见灶台上放着一碗用保鲜膜封好的红烧肉,旁边压着张纸条:给你留的,微波炉热两分钟。

就这么一碗肉,我站在厨房里站了很久。

小暖那个摔碎的存钱罐,我用胶水粘好,放在书架上。裂缝还在,粘得歪歪扭扭,但没扔。

有时候我觉得,那条裂缝挺像我们家——破过,但没散。

四十七块六毛钱还在抽屉里放着,我一直没动。不是因为它能还债,是因为那是我闺女用零花钱一分一分攒出来的,是她觉得这个家值得留下来的全部理由。

一个八岁的孩子都没放弃,我有什么资格先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