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九月初八，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桂花刚开，满院子都是甜腻腻的香气。
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城赶回老家，车筐里装着给母亲买的秋衣秋裤，还有一箱她爱喝的核桃露。路过弟弟家那栋新盖的二层小楼时，我不由自主地捏紧了刹车。
楼房外墙贴着崭新的米黄色瓷砖，阳台上晾着弟媳刘芳的碎花床单，在秋风里猎猎作响。我盯着那栋楼，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喘不上气来。
三个月前，这栋楼还只是一片打好的地基。三个月后，它就这么堂堂正正地立在了村口最显眼的位置。
而我那辛辛苦苦攒了八年的三十万私房钱，就埋在这一砖一瓦里头了。
我叫秀兰，今年四十七岁，在县城一家纺织厂做了二十多年的挡车工。我老公李建国在工地上干泥瓦匠，两口子起早贪黑，一个月拢共挣七八千块钱。我们住的还是厂里分的老房子，四十多平米，墙皮都起了皮，卫生间的水龙头拧不紧，成天滴滴答答地漏水。
但我从来没觉得苦。
苦的是，我偷偷攒下的三十万块钱，是背着老公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厂里加班费、年终奖、逢年过节的福利，我全存进了一张单独的银行卡里。建国脾气暴，手里有钱就爱喝酒打牌，我不敢让他知道这笔钱。
去年开春，建国在工地上摔了一跤，腰椎骨裂，在家躺了三个月。我怕这笔钱放在自己手里迟早露馅，就趁着回娘家的时候，把银行卡交给了母亲。
"妈，这是我这些年攒的辛苦钱，三十万。您帮我收着，谁都别说，等将来闺女上大学用。"
母亲当时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剥着毛豆，听我说完，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有点心疼，有点犹豫，还有点别的什么，我当时没看懂。
她把银行卡接过去，塞进了她那个用了十几年的铁皮月饼盒子里，说了句："放心，妈给你收着。"
我当时心里那块石头就落了地。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块石头落下去的地方，砸的是我自己的脚面。
九月初六那天，弟弟李建军给我打电话，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姐，我家房子盖好了，周末摆酒，你和姐夫过来吃饭。"
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哪来的钱盖房？前阵子不还说手头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建军含含糊糊地说："借的呗，东拼西凑的。"
我没多想。直到酒席那天，弟媳刘芳喝了两杯米酒，舌头开始不听使唤，拉着邻居张婶的手炫耀："我婆婆可真疼我们，把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三十万呐，一分没留！"
那一瞬间，满桌子的红烧肉、炖土鸡、糖醋鲤鱼，所有的香味都消失了。我只闻到一股子铁锈味，是我自己咬破了嘴唇。
三十万。那是我的三十万。
我放下筷子，起身走进了母亲的房间。她正坐在床沿上换鞋，看见我进来，手指明显哆嗦了一下。
"妈，我那张卡呢？"
母亲低着头，半天没吭声。窗外的桂花树被风一吹，几片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秀兰啊，"她终于开口，声音又细又哑，"你弟他……实在是没办法，刘芳说再不盖房就离婚……"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那是我闺女的学费钱！我攒了八年！"
母亲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嘴唇抖个不停："你弟说了，房子盖好以后慢慢还你……"
"慢慢还？"我惨笑了一声，"他连自己的摩托车贷款都还不起，拿什么还我三十万？"
母亲没说话，两行浑浊的老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滑了下来。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人捅了一刀。疼的不是钱，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凉意——我最信任的人，把我最后的底气，给了别人。
我在母亲门口站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桂花味都变得发苦。
最后我没有大闹，也没有哭天抢地。我只说了一句话："妈，以后闺女的学费，我自己想办法。"
回去的路上，建国问我怎么脸色那么难看。我说吃坏了肚子。他"哦"了一声，也没再问。秋天的风从电动车两侧灌进来，凉飕飕地钻进领口，我打了个寒颤。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我去找了建军，他支支吾吾地打了张欠条，说五年内还清。刘芳在旁边翻了个白眼，嘟囔了一句："一家人还算这么清，真没意思。"
我没接她的话，把欠条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回到县城以后，我跟厂里申请了夜班。白天在菜市场帮人卖鱼，晚上去厂里上工。鱼腥味和机器的轰鸣声，成了我生活里最熟悉的两样东西。手上的冻疮裂了又好，好了又裂，指甲缝里的鱼鳞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闺女看见我的手，红了眼圈："妈，我可以不上大学。"
我一巴掌轻轻拍在她后脑勺上："说什么胡话，你好好念书，别的不用你管。"
转过身去，我在厨房里对着水龙头哭了一场。那个滴滴答答漏水的水龙头，像是在替我数着日子。
母亲后来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欲言又止，说两句家常就挂了。有一回她小心翼翼地问我："秀兰，你是不是怨妈？"
我沉默了很久。怨吗？怨。可那毕竟是我妈。她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子是要传香火的，闺女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个理我改不了，也犟不过。
我只是再也不会把命根子交到别人手里了。
日子还得过，钱还得攒。只是从那以后，我心里有一块地方，长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子，任凭外头的桂花香得再浓，也暖不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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