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7日，北京总参作战部，聂荣臻拿到海南战场电报后，没有先问歼敌多少，也没有问缴获多少，而是盯住一个人：“韩先楚上去没有？”这句问话，分量并不在字面上。对聂荣臻来说，韩先楚是否登岛，关系到这场渡海作战最关键的指挥环节。
海南岛战役难，难在解放军没有成规模的现代化舰艇，也缺少制空权和制海权。部队能够依靠的，主要是木帆船、渔船和临时改装的炮艇。这样的船，遇上风浪尚且危险，若遭遇敌舰、飞机和岸炮，能否把部队完整送到海岸，考验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判断。
当时，海南岛由薛岳负责防守。国民党军依托琼州海峡和岛上纵深构筑防线，并把海空力量集中到主要渡口。解放军此前已经组织两批小规模偷渡，自1950年3月5日至27日，先后有部队抵达海南，与琼崖纵队会合。
这些行动带来了宝贵情报，却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小股部队继续渡海，固然能够增加岛上力量，却很难迅速形成压倒敌人的兵力优势。更麻烦的是，敌军已经摸清解放军的行动方式，海峡巡逻和岛上机动防御随之加强。
韩先楚看到的，正是这个窗口正在迅速缩小。当地船工告诉他，谷雨前后东北季风尚在，木帆船可以借风南渡；一旦季风转向，渡海就会变成逆风航行。错过这个时机，部队可能要等到下一年，岛上的先遣力量也会承受更大压力。
第40军原本建议在谷雨前后集中主力登陆，但第15兵团考虑到船只不足，也吸取此前渡海作战失利的教训，倾向于继续分批偷渡。意见没有被采纳，韩先楚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与副军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李伯秋重新分析敌情和船运条件。
这不是简单的“敢不敢打”，而是“什么时候打、用什么方式打”。韩先楚后来以个人名义再次上报意见，明确表示，第40军即使单独行动，也愿意承担主力渡海任务，并提出亲自随队登岛指挥。这样的坚持，既可能被认为是越级，也可能影响全局，因此必须把每一个理由讲透。
报告上送后，中央批准了大规模渡海方案。第40军六个团和第43军两个团参加行动，部队从雷州半岛东西两侧出发。为选择航期，指挥员多次请教老船工，观察风向、潮汐和海流。4月16日，船队按照预定编组启航。
出发时天气突然变化，西南风掀起浪头。有人担心船队被冲散，韩先楚却命令部队留在船上待命。他询问老船工夜间风向是否会改变。老人根据海风和海水判断，认为东北风还会回来。18时30分左右，海上风向果然转变，船队于19时30分重新起航。
航行并不顺利。17日凌晨，东北风一度停息，木船速度明显下降。随后，敌机和敌舰出现，照明弹把海面照亮，炮火不断落入船队。解放军的“土炮艇”没有与敌舰硬拼远距离火力，而是利用船小灵活、便于接近的特点，抵近射击，掩护主力编队前进。
指挥船桅杆被炮弹击断，韩先楚仍留在甲板上观察各部位置。警卫员劝他进入舱内，他没有离开指挥位置。炮兵主任黄宇指挥炮艇反击时，韩先楚不断要求保持队形。木船一旦散开，登陆部队就会失去相互支援，这是他最担心的情况。
与此同时，琼崖纵队和此前登岛部队按照约定赶到临高一带接应。4月10日，冯白驹已对接应任务作出部署，分别准备支援第40军和第43军。岛内力量的配合，使渡海部队不再是孤军深入，也牵制了敌军部分兵力。
凌晨，临高山出现在海面尽头。接近海岸后，敌军岸炮、机枪和碉堡火力一齐开火。解放军各船分路抢滩，船工负责掌舵，战士负责射击、堵漏和抢运火炮。有人负伤仍不离舵位，有人跳入海中拖拽火炮，部队在炮火中强行打开登陆通道。
临高山是海岸防御的要点，敌军在此部署重兵。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从侧翼发起攻击，突破山地阵地，缴获敌军火炮，并转过炮口支援海滩。滩头阵地被撕开后，第40军各部迅速向纵深推进，敌军原有防线开始失去完整性。
第43军两个团也在17日凌晨从雷州半岛东侧出发，于雷公岛、玉苞港一带登陆。渡海作战由局部突破转为多点展开，海南岛上的守军不得不分散应对。第40军登陆成功后，韩先楚立即安排抢修受损船只，准备把后续部队送上岛，而不是把船只当成一次性工具。
电报传到北京时，韩先楚正在海南前线指挥进攻。聂荣臻问：“韩先楚上去没有？”
参谋回答：“上去了，正在指挥部队向纵深推进。”
聂荣臻这才说：“韩先楚上去，我就放心了。”
这句话没有铺陈战果，却点出了渡海战役的核心：在陌生海域、简陋船只和复杂战况中，必须有人敢于在最危险的地方作出决定，并把决定贯彻到底。韩先楚登岛，不只是一个人的位置变化，也意味着主力部队的指挥中枢已经落在海南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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