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重庆曾家岩50号，一间不大的地下室里，周恩来穿着白衬衣、黑裤子，会见了美国作家海明威和他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屋子不豪华，陈设也很简单，却收拾得井然有序。多年以后，海明威留下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评价：“周恩来是我们在中国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
这句话并非一场宴会上的客套话。海明威到重庆之前，已经接受了美国方面交代的考察任务。他需要了解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也要观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既是作家，也是带着问题而来的观察者。
当时的重庆，既是抗战时期的陪都，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交汇的地方。海明威先后到过韶关、重庆、成都，接触过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的接待。这样的安排很正式，规格也不低，但豪华场面并没有自动换来他的认同。
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海明威判断的，并不是一次盛大宴请，而是一处普通的会面地点。
在与蒋介石接触时，海明威听到较多的是对共产党的指责，以及对国民党自身处境的辩解。此后，他在重庆看到的官场风气、物价状况和社会现实，又使这种印象不断加深。抗战正处于艰难阶段，民众生活并不宽裕，一些官员却把精力放在权力和享受上，这种反差很难不让外来观察者产生疑问。
海明威的妻子盖尔霍恩曾到重庆南门一带的菜市场了解民生。就在那次外出中，一名穿旗袍的外国女子悄悄接近她，低声问道：“你们想见周恩来吗？”
盖尔霍恩并不认识周恩来，也不清楚对方身份，只回答：“这要回去问海明威。”
那名女子没有催促，只说：“请您回去问问，我在这里等消息。”
这位外国女子就是王安娜，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王炳南的妻子。她的出现，使原本没有安排在公开日程中的会见有了可能。海明威此前已经听说过周恩来，也通过共同朋友了解到这位中共领导人的经历，因此很快同意会面。
会见时，周恩来没有把时间用在攻击对手上。他向海明威介绍皖南事变的经过，出示相关材料，并将整理成的报告交给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了解事件的另一面。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皖南事变中袭击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件使国共合作关系进一步恶化。对海明威而言，材料是否完整、说法是否自洽，比口号更有说服力。
周恩来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说明了继续抗战、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把会见变成单纯的政治控诉，而是着重说明中共准备怎样抗日、怎样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样的谈话方式，与海明威此前接触到的某些政治人物形成了鲜明对照。
海明威是作家，但并不意味着他只看重风度。他观察人的方式，往往从细节进入。周恩来当时的衣着朴素，办公地点简陋，接待却周到而有秩序；谈到重大问题时态度坚定，涉及对手时又保持克制。对一个身处复杂政局的外国人来说，这些细节构成了对共产党人的第一印象。
会面时间并不算长，却回答了海明威最关心的问题：共产党究竟是一支怎样的政治力量。此前，他更多看到的是国民政府的公开形象；在周恩来这里，他看到的则是另一种组织方式——物质条件有限，政治目标清楚，工作人员保持着较强的纪律性。
海明威回国后，曾向美国方面提交关于中国局势的观察。他判断，美日之间的战争迟早会爆发；至于中国内部的冲突，如果美国不支持国民党发动新的内战，局势或许还能延缓。相关材料中还保留着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判断，认为国民党缺乏希望，共产党最终可能取得政权。
需要说明的是，“唯一真正的好人”这一说法，主要见于有关海明威中国之行的回忆和研究资料，具体措辞在不同译本中略有差异。但评价背后的原因相当清楚：周恩来没有用排场取悦他，也没有靠贬低对手争取同情，而是用事实、材料和克制的谈话，展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正是在那间地下室里，海明威把一次私人会面，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联系起来。对他来说，周恩来不是宴会上的礼宾人物，而是一个能够在困顿环境中保持判断力、分寸感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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